逄先知 冯蕙: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
2015-08-18 16: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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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

2015-06-15 逄先知 冯蕙 杭州党史

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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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党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十七年历程的编年体著作,共六卷。这部年谱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基础,提供了丰富史料。

社会主义,党史

  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探索。《论十大关系》开了一个头。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1400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毛泽东发出一个重要信息:要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正是以苏联的建设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新中国最初几年建设的经验,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毛泽东认为,《论十大关系》是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就较为完整了。其实,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二次会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间经过整风反右,八届三中全会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做”等口号。八大二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刘少奇的报告,主要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实际上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会议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庐山会议又由纠“左”转到反右,出现一个大的曲折。1960年春,毛泽东发现有些地方又刮起了“共产风”,引起他的重视,连续转发广东、山东的两个报告,严厉批评“共产风”。但在当时浓厚的反右政治气氛下,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1960年秋冬,全国出现十分严重的困难,包括饿死人,毛泽东下决心扭转经济困难局面。1961年3月和5至6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调整农村政策着手,开始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对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年谱引用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的大量讲话和批语,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作了详细记载。

  从1960年夏开始,毛泽东就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同年6月,写出《十年总结》,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它的固有规律”。到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还是“小学程度”,1961年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这就是说,距离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规律,还相差甚远,需要继续探索。

  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庐山会议以后的一些“左”的错误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反思。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1959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1960年3月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

  毛泽东在这里回顾和总结的,只限于农业方面重刮“共产风”的教训。实际上,庐山会议反右之后,在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的盲目冒进以及所造成的损失,也不比1958年时的“大跃进”轻。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例如,1961年6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听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一些外国领导人,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同毛泽东会见时,常常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建设经验。毛泽东怕他们把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做法学过去,总是说我们犯过错误,你们不要学。1965年7月14日会见乌干达总理时说:“我们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1970年7月20日,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说:“这20年中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我们走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在送客人到门口时,毛泽东再次叮嘱:“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

  “大跃进”的挫败,使毛泽东头脑清醒了许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961年9月23日,他对蒙哥马利说: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显然,这同“大跃进”中的贪多图快,以及当时提出的“超英赶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些极不切实际的想法,已大不一样了。

  第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说:“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又说:“基本原则是两个,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公社搞供给制和食堂都是平均主义。”他的这种认识,主要是从公社化刮“共产风”的教训中得来的。

  第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稳步前进。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他在听取余秋里汇报长期计划设想时还说:“你们注意,不要闹58年、59年、60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吃了“大跃进”的亏,毛泽东对高指标特别警惕,对经济建设工作非常谨慎。凡是在听取经济发展计划的汇报时,他总是强调要降低发展指标。他说:“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小。”他告诫计划部门不要头脑发热,就怕再犯贪多、贪快的错误。

  第四,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搞建设。所谓过去的方法,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的方法,就是政治运动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毛泽东说:“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按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认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他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毛泽东把托拉斯看作是一种经营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但到“文化大革命”时,他又否定了托拉斯,说“不要那个东西”。但是,一般地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一点,他没有改变。

  第五,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他在1961年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十一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说:“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且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衡。”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时,认为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将综合平衡列为基本问题之首,这绝不是偶然的,显然包含着“大跃进”中破坏综合平衡而吃了苦头的深刻教训在里面。

  第六,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集中论述主要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及以后一段时间。这是他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发表很多,这里就不再介绍。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重大关系问题;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战略方针问题;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问题;关于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问题;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问题;关于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问题;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问题;在分配方面,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强调共同富裕问题;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问题,等等。这些思想,在年谱中都有记述。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形成的一些积极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在没有经验而又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情况下,边干边学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失误的教训这一过程中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要找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结合。毋庸讳言,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以走了不少弯路,发生过严重曲折,党和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同毛泽东的主观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年谱也如实地作了记述。


【资料】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大量的档案史料为依据,记述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计27年间毛泽东的生平、业绩,以及他的各种重要活动,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决策过程,重要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分1-6卷,共297万字。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共3卷),经过修订后也再次出版。这标志着《毛泽东年谱》全部面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之前在《向往毛泽东》出版座谈会上曾表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出版,将全面地反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生平、业绩、风范,同已经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相衔接,将形成一部完整的《毛泽东年谱》。在他看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既是研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生平、业绩和风范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一个缩影。特殊的题材和内容,赋予这部年谱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深刻的理论意义。这部年谱的出版,将填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这对于史学界、理论界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过程,研究新中国成立后27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应对和战胜遇到的各种严重挑战与困难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思想和政治智慧,研究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过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进而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也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一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002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3卷,全书139万字

  人物年谱的编纂原则是实事求是,有事即载,无事即阙,有对写对,有错写错。另外,年谱作为一种存史资料,引用的资料一定要注明出处。

——引自: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9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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