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围剿大右派罗隆基》(转载)——罗隆基的要害是“立党为政”
2015-10-11 2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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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围剿大右派罗隆基

作者:中开 2010-07-28 09:14:54 发表于:博客中国

转引自:http://cbwang02.blogchina.com/2686784.html


乐天蓝鹰说:

  搜索主题帖的原作者中开,可以见到他的一些博帖于搜索结果列表中,但发现其博客专栏已“不存在”,故未能读到主题帖原文及他的其他博文。鄙人一字不减地照录全文转载主题帖不是完全认同原作者观点,只是觉得该文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并在文后链接了另文佐读补正主题帖的不足。鄙以为:罗隆基的要害是“立党为政”。(详见另文:《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会忘乎所以?》)


围剿大右派罗隆基

 史料价值,大右派,中开


  人人恇酷刑,批斗更煎熬。

  向党忠心表,良心被狗叼。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各色各样的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各有绝招,而绝招中的绝招,非红色统治者的“批斗会”莫属。任何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硬汉,只要挨过批斗,或早或晚都要低下头来让主持者说什么就承认什么。因为主持者巧妙地利用了参加批斗者的心理,这种心理是:一,向党表忠心准备入团入党;二,踩着别人的肋骨向上爬;三,立功赎罪争取从轻发落;四,往日有仇借机报复;五,避免被株连要一刀两断;六,怕被领导说成落后分子必需有所表现。总之美其名曰,人人与被斗者要划清阶级界线。

  这种批斗会,既不讲国家法律,又用不着传统文化的良心道德,只是采用车轮战术,加以众口铄金,谁还会挺得住,谁还能熬得过。我建议世界统治集团组织,应该给“批斗会”的发明者颁发“整人”专利奖。

  批斗会伴随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而生,历经半个多世纪,尝过这种滋味的人不下几亿人。

  罗隆基是个大知识分子,又在西方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人权的维护应该很内行。而毛共1954年颁发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罗在几个月的批斗中,为什么不用宪法中的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呢?其实罗不是不想维护,根本不让你维护,否则台下就会爆发出一片喊打声,这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35卷,237页)。而参加批斗者为了各自的活命,那能顾得他人的死活,这叫无道德,不讲良心。正如共产党人所宣扬的那样,良心多少钱一斤?共产党来了,人们脑海中的良心道德早已被阶级斗争取代了。否则会说你同情阶级敌人,你也就成了阶级敌人。自己成为阶级敌人不要紧,株连儿孙比灭九族还要痛苦,人人惧怕,于是大都也就顾不得良心道德了。

  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钦定右派,全国至今未平反的五名知名右派之一。被批斗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右派分子。

  统战部接上头指令,12月底,必须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

  罗隆基在毛看来是死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人,用罗自己的话来讲:“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于是,经过七斗八斗,苦战半年之久,才最后一个(除章乃器和彭文应至死不认罪外)把他“拿下”,离规定期限只差四天。

  毛泽东在反右期间,利用人们争做“杀鸡儆猴”中的猴的这一侥幸心理,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采取“内战”式的围剿,批斗罗隆基是最典型一例。

罗隆基的右派言论

  民主党派的头头们,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主要对象。那么民盟头头罗隆基这条“大蛇”是怎样被引出洞的?

  肃反运动有多大的偏差,被错肃反的人有多大的怨气,知识分子对这件事有怎样的议论,毛泽东还是相当明白的。他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的最好“引子”。他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的12个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肃反问题。他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的时候说:“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

  毛泽东假惺惺地说在肃反问题上有错,其目的是以肃反问题作诱饵以便达到引蛇出洞的“阳谋”,何其毒也!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项纠正这种错误的重大措施,他说:

  “我们提议今年明年(如果来得及有这两年,搞的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搞,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同政协主搞。个别的检查,不见得会有效力的,有人写一个信,说他有问题,就去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第一,不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所有干部都抬不起头。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公安部,监察部的工作,劳改部门,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搞,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具体来得及的都可以参加检查,全面的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政协委员去参加”。(以上是毛的2月27日的讲话录音稿一字不差。见附录二)

  毛泽东的这个对肃反工作作一次全面检查的诱饵,民主人士罗隆基第一个上了钩。罗隆基在5月22日的毛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他主张“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

  二、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

  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不久,罗隆基的这个主张,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标上“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成了他的右派代表言论,受到集中的批判。吴晗(这时的吴晗,是反右干将,9年后,却成为“文革”的祭旗牺牲者)批判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最后,罗隆基就成了“极右”的大右派了。 

  一、罗隆基简历

  罗隆基(1898──1965年,关于罗的出生有1898、1897、1896三种说法,本文取第一种,因为当时清华学校入学的年龄最大不能超过14岁,1912年罗恰好14岁),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

  1912年罗隆基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那时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罗隆基本来应该在1921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留学,但因为北京学潮的关系,他们这一级多数人没有参加考试而多在清华呆了一年,1922年才去美国。这一级清华学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如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等,在清华校史上被称为辛酉级学生。罗隆基在美国进了两所大学,先是威斯康辛,他在那里获取了硕士学位,再是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他在那里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离美赴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笔,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他认同西方民主政治,攻击国民党政府“党员治国”,“非党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又抨击国民党不容许公开批评其主义,不讲人权,于是得罪了当局。蒋介石禁止每日登载由罗撰写社论的《益世报》在全国发行,又将罗请去峨嵋山为他讲课,不停地大宴小宴招待。罗却软硬不吃,拒绝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他只是教书写文章,宣传他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直到后来被共产党“统战”过去与共产党合作。

  1946年1月,蒋介石派罗隆基的同乡又是清华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去做说客,告诉罗:“共产党只是利用你,不会信任你……只要你愿意,在国民党政府中当个部长,那是不在话下的”。可是罗隆基及民盟骨干以为共产党也真的主张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因此毫不犹豫地与共产党合作。

  罗隆基是一位学问文章都很受人尊重的学者,同胡适、梁实秋、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吴景超、华罗庚、钱端升等人都有交情。他之所以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之中,是因为他早就希望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中说:“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新月》月刊第3卷第2号所载评论《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的书评。)

  罗隆基的政见,希望创造一个中国文人的势力。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1931年他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翌年改名为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前身)。1941年,他也是民盟的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盟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法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但后来他被共产党“统战”了过去,殊不知,在共产党的不断革命的骗局下,哪有民主可言,更没有中国文人的势力可言,有的只有“臭老九”了。

  罗隆基的政治观点,他在毛的“大清洗运动”中所作的书面检讨中说,他“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7月16日《人民日报》)。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他完全不能忍受国民党的统治。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多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治国”,国民党说的“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无民’”。罗隆基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夺公民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种权利?……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

  罗隆基那时也同样不欢迎共产主义。在《新月》月刊上,他发表了《论共产主义》(第3卷第1号)和《论中国的共产》(第3卷第10号),这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前一篇,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举出一些统计数字之后说:“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在后一篇中,罗隆基告诉国民党说:

  “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这两步做不到,尽管讨共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馀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罗隆基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夺得天下后,又给知识分子、给人们、给同盟军的民主党派享受什么样的人权?什么样的自由?有的只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政了。

  罗隆基希望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

  1945年10月他为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算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也说了这个意思:

  “为在各种实力对峙中,尤其是两大党派对峙中,树立一个独立的中立的集团,便为那种客观环境所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民国33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即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国共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33页至第234页。)

  在罗隆基的思想上,甚至希望有在民盟影响之下的武装力量。“大清洗”中他在民盟整风会上交代说:

  “那时候(指民盟初成立时),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民盟在军事方面,真也做了一些工作,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在四川、西康等地搞起了一支武装,对于后来共党在西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配合作用。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民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成了国共两党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提出的具体纲领中,有一项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页。)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向党内发出的有关通知中说到,“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页。)

  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提出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之一。国共两党初步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四单位组成,每单位出席代表九人。开会前不久,民盟内部的青年党横生枝节,提出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他们要占五个。结果是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共产党支持民盟坚持九个名额,不要让步。最后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重新确定了名额的分配: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

  当时关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为四十名,同意国民党占二十名,共产党和民盟共同联合要求十四名,即超过总名额三分之一强,在涉及施政纲领的议案上有否决权的保证。周恩来对张澜说:“这十四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在这十四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六席,共产党就八席,你们要七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八席,我们就六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6页。)从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在国共两党对峙中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和共产党的关系了。

  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共产党当然拒绝参加。民盟态度如何,关系甚大。张澜从重庆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坚嘱反对参加。后来周恩来对张澜说,那时他正坐在民盟总部的电话机旁边,听到张澜这样说,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周恩来对此事评价甚高。他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259页,第275页。)“他单独召开‘国大’,毛共不参加,民盟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90页。)

  1947年民盟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90页。)宣告它已经由中立的立场转到民主、真民主的立场,也就是转向靠拢共产党的立场了。

  由此可见,当时民盟向共产党靠拢,说明当时共产党纲领不是专政,而是提倡民主。殊不知这是毛泽东的“欺骗”的大法宝,否则民盟不至于上了毛泽东的这支政治贼船了。

  由于同共产党合作,民盟于1947年10月27日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签署了民盟总部的解散公告。

  民盟总部解散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到香港召开了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否认在威胁下发表的解散公告,宣布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全会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

  据吴晗揭发:

  “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毛共代表无产阶级。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同毛泽东的这一次谈话,罗本人在一次会上作的交代中是这样说的:“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说的听的都明白这话的分量,所以罗才觉得毛“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吧,他也就明白了原先所祈求的合法在野党的地位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毛共窃国后,民盟的高层人物暂时得到了安排。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一时呈现出相安无事的局面。

  当年国民党以部长的位置拉罗隆基,经济部或交通部任选一个,罗不干。现在章伯钧史良都是部长,唯独他不是,未免流露出有些不快。毛泽东发觉后。于1956年从林业部分出一部分业务,成立一个森林工业部,任命罗隆基为部长。

  二、接受七斗八斗

  毛泽东在“大清洗”期间,利用人们争做“杀鸡儆猴”中的猴的这一侥幸心理,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采取“内战”式的围剿。罗隆基是最典型一例。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名曰座谈,实为批判。它拉开了揭发斗争罗隆基专场的序幕。

  7月3日晚,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罗隆基。

  7月5日晚7时半至11时,又在同一地点,举行民盟中央第四次座谈会,仍是揭批罗隆基。然而,在这一周之内搞的三个“批罗”专场,让统战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上述批斗会上,罗隆基的“无形组织”与右派小集团无异,成了众“猴”们的众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吴景超、费孝通,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四川的潘大逵,山西的王文光,湖北的马哲民,苏州的陆钦墀,江西的许德瑷,渐立的姜震中,云南的李德家,潮南的杜迈之,青岛的陈仰之,南京的樊光等,也都归到“无形组织”中去。挨批挨骂的罗隆基在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账的同时,不得不向左派求饶,恳求他们能实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学者或与他有私人往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归入“无形组织”。民盟中央的左派及其背后指挥者哪里容得,终将他们一网打尽,个个点名批斗。

  7月21日至31日,根据统战部的指令,民盟中央整风机构做了调整,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即调查研究组组长和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均由胡愈之(毛共在民盟中的“卧底”人员)兼任,他夫人沈兹任调研组副组长。

  上边认为对付罗隆基这样的人,还须对外发动宣传攻势,对内鼓舞士气。于是,7月31日下午,民盟中央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投》等有关人员,专门研究了对民盟中央“大清洗”的宣传事宜。第二天,8月1日下午2时半,邀请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民主党派的“大清洗”将士们获得了直接的教育、鼓励和推动。

  8月5日下午2时半,重新组合的以胡愈之为核心的民盟左派骨干力量,全部聚集在东总布胡同24号,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家中,召开关于商讨对罗隆基揭发批判问题。这个对付罗隆基的商讨会,整整开了三天,到7日下午结束。

  8月9日下午3时,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碰头会,具体研究了定于翌日举行的批判罗隆基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布置发言。发言者的名单送统战部批准。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负责宣传的工作组,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定于当日下午揭批罗隆基的消息和经过周密准备的某些内容。深怕民盟中的副主席们,讲话不是罗隆基的对手,故胡愈之亲自上阵。

  规模也空前扩大,民盟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二百余人与会参战。批判的火力配置相当充足。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气里开的这个批判会,其深度、广度、长度让其他民主党派,难望其项背。这让记忆力惊人的罗隆基记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

  下午2时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经周密策划的批罗大会(称“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开锣。胡愈之首先点明要罗隆基交代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态度。罗隆基支吾了近三十分钟,只承认自己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所讲的“平反委员会”是反共的,只承认他和其他右派分子存在着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联系,其他概不交代。并说:“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过关了”。于是遭到了了事先早准备好的“杀鸡”的帮凶们和争做“猴”者们的强烈攻击。

  第一个发言者,是九年后被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祭旗品的史学家吴晗,他代表民盟左派,一登台就说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吴晗揭发说,他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曾托他带一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毛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毛共订立协议,如毛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吴晗还揭发说,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后,周恩来约罗会面。当周谈到:民主党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毛共代表无产阶级时。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就此吴晗批判说:“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继吴晗后梁思成登台揭发,他就罗隆基在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和《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两篇文章谈起,批判罗隆基是“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没有错,的确,罗隆基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民盟中的共产党员周新民(即共党的卧底人员、法学家)登台揭发,说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罗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毛共“五一”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另一个问题是,关于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事,民盟中央的人只晓得个表皮,经他陈述,其内质得以显现。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仍借人事安排闹得四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四人曾请求周恩来出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西花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深夜12点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处打电话催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深夜1点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个登台揭发者是费孝通。他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三次关于知识分子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分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煸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继费孝通发言后是曾昭抡发言。曾与罗私交甚厚,今天他必须站出来才行。

  继曾后是赵文璧发言。赵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按插在森工部。“大清洗”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罗主动交代,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与罗十年同居的女友。编注)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赵也是悲哀哽咽,不觉泪下。而今天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大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中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内容共七大类,五十二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确实搞错了,八十年代毛共已给他们平反昭雪。编注)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

  最后一个揭发是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她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发言稿登台发言。她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到最后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样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

  最后浦熙修沒忘了表白了自己的立场。她说:“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他重新认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接着,她声泪俱下,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去,他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揭发结束。

  可悲的是,浦熙修白费力气,她想借此争做“猴”但争不到,争到的依然是一顶“右派”铁帽。不但浦熙修是这样,很多争做“猴”者都是同样的下场。

  所谓“民盟中央扩大第六次座谈会”后,仅隔一天,即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大会,被称之谓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座谈会。会议仍有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人家很可怜,只讲了五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了会场。实际上,也不需要马叙论多说,只不过表个态就行了。

  接着发言的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8月19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大会改由史良(曾是罗的恋人)主持。罗隆基也许见史良主持来批判自己,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账,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他一点办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十日。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中的手段,收缴到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了批判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后,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第九次扩大整风座谈会,再次批斗罗隆基。会议由罗本人作交代开始。尽管罗交代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但胡愈之等民盟左派人物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这次会上,罗隆基的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对我们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吗”?

  这时,共党在民盟中的卧底人员,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动”。

  接着,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伦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听、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有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其中,态度激烈、措辞也激烈的发言中,当数千家驹了。他说罗隆基是“千年狐狸精”,要求其“老老实实彻底脱裤子”,交代问题。

  在无民主可言的社会里,官场中的秘诀是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据说,罗隆基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织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罗隆基挨着这样残酷的批判那是罪有应得的。

  与民盟批斗的同时,还穿插着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等等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有他的兼职,哪里就有批斗。罗隆基不是不低头认罪吗?毛共就采用这种车轮战战术,把罗隆基斗得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二天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上,这也是毛共的策略之一。民盟更是及时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除此之外,“整风”领导小组还动员诸如罗隆基家的护士王爱兰、警卫员张登智等人揭发罗隆基在生活中的细节事情。动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情。

  动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动员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共斗了五个多月。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坚持不住低下了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符合了毛泽东所定下的结论,终于从罗隆基自己口中得到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等人,大都松了一口气。终于把罗隆基这个最后右派堡垒“拿下”,按毛共党中央规定只差四天。

尾  声

  这次反右斗争中,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五十九人被划成了右派,戴上了铁帽子。

  据说,“章罗同盟”中的章伯钧反右刚结束,还能坐上老“别克”专车。而罗隆基只能步行了。因为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从高级首长级别降为高级干部级别,但七级—高级干部中的最高仍可享受高级首长待遇),还能享受“肉蛋”待遇。而罗隆基从行政四级降到了九级变成“糖豆”干部,也就失去了专车的待遇了。

(注:在毛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廿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级,七级到十三级是高级干部级,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级,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级。)

  “章罗联盟”反右结束后,他们倒也名符其实地联盟上了。由于同病相恋,抛弃过去的恩恩怨怨,隔三间五聚在一起,或看电影,或听音乐,或聚集在某个西餐厅里,或串门在章家(罗独身一人无妻小)。成了地地道道的“联盟者”。

  1965年12月7日,大右派罗隆基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家中,是年才六十七岁。

  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会,当时担任毛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的一生做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先生公开恢复了名誉。他称罗隆基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会上,当年在批斗中,态度和措辞最激烈的批斗者千家驹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人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往事并不如烟》327页)


链接:

[原创]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会忘乎所以?(作者:kaidi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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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大右派罗隆基(作者:中开)

引自:http://cbwang02.blogchina.com/2686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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