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红卫兵中的四位(种)典型人物(上)(转载)
2016-03-02 22: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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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苦难与风流,金大陆,红卫兵,文革

内容简介    

  “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是由当代中国特殊历史造就的一群,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的一群。“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不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吗?所以,顺沿“老三届”人的道路,即从这代人的遭际出发去看当代中国的变迁,或许能够对十七年教育、“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和感悟,以至我要说:阐说昨天,更是为了告诉今天和明天。

  本书共收集了114篇“老三届”人的文章(上编)和41篇社会各界人士谈“老三届”的文章(下编)。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见解,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有的篇章具有史料的价值)构成了立体的评述和真实的展示。 

——以上引自:   http://www.96192.com/product_1_7807454164001.html


(正文中章节为原作所标示,小标题则是乐天蓝鹰加的)



青春悲歌——读《毛主席的孩子们》

金大陆


  阿妮达·陈所著的《毛主席的孩子们》,访谈了香港的四位同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从中国大陆“偷渡”去那里的。这些曾在伟大领袖指挥下冲锋陷阵的红卫兵,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他们的理想和人格究竟昭示了什么呢?


一  张和邓


  张,有热情,有才气,家庭出身职员,实际境况却极度穷困。当他还是个小学生,就在“大跃进”的喧闹声中,通过接受宣传体验到了理想和国家价值的神圣。所以,在后来的自然灾害中,为维持家庭的生计,不得已上街卖鸡蛋而遭到学校点名时,他痛切地感到像似对国家犯了罪。他曾上课捣乱打架,对如此招惹的批评从不在乎,唯独对这次关涉到政治的指责使他的心灵产生了震颤。进中学后,他曾有机会随母亲去香港,但他执著于国内火红的政治,痛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尽管个性桀骜不驯,立场却坚定不移。他崇拜青年毛泽东,刻苦地磨练自身,但他面对现实和信念却别无选择,即必须紧跟老年毛泽东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于是,一方面吸取叛逆精神,一方面增进价值内化,这在张身上获得了典型的统一,那就是强烈地以自我的理解和方式(而不是组织的)去认同正统的价值和正统的政治评价体系,以超越朴素的报答,从众的附和之类的或单纯或狭隘的响应。

  由此,张笃信他对党的理论和忠诚才是深刻而真实的,才真正达到了理性觉悟的水准。所以“文革”开始,他迫不及待地显示了叛逆的态度(在人格上服从“青年毛泽东”的榜样,甚至非常感激毛给予了这个表现的机会),同事又较早地意识到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走资派”的(在认识上服从“老年毛泽东”的理论,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和捍卫党)。以至“十六条”一公布,张必然地成为了学生“造反领袖”。

  邓,聪明,家庭境况良好,但因为双亲工作繁忙,管教时间少,反而使邓很少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从小就养成了到处撒野的脾性。直到读小学时,他仍与学校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六年级毕业那年,才勉强入队。但现实中的邓阅读了大量的社会政治小说,特别是《一个共青团员》使他对革命英雄的献身精神产生了景仰和崇拜。于是,他行为上我行我素,思想上却也不能摆脱对整个社会政治氛围的认同(虽然属于他的形式是独特的,是来自阅读的兴趣和情绪的升华,但毕竟也是一种引发青年人冲动的力量)。

  与此同时,邓也为青年毛泽东的榜样所激励,并以非凡的毅力锻炼身体和意志。在此,如果说张的目的是为了投身未来的事业作准备(理想的),那么邓的目的却是为了向同学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方式(现实的)。这是因为邓的不甘循规蹈矩,使他的积极和努力(他曾申请入团而遭拒绝),能力和才华(他已是重点中学名列前茅的学生)始终不能得到“同辈集团”(班委或团支部)的赞同和认可。所以,他必须寻找种种方式以显示自身并非平庸之辈,其中还包括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牢骚,在班级里贴了责问班干部的小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颠倒的秩序终于为邓满足自我表现欲和发泄日常的压抑提供了时机。于是他针对工作组轻视他并不坏的出身而在校门口贴了对联;针对革命干部子弟抖擞红卫兵的威风而建立了新的取名“前进”的学生“造反”组织,并且当然地做起了头儿。

  张和邓均成了当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人物。


二  “造反派”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张和邓基本属于批判性人物,即“造反派”。这是因为他们与现实的秩序、规则和权威之间总有一种抵忤(即使有局部的退缩或赞同,也不能与整体的价值评定体系达成共识,求得和谐)。于是,他们一方面总有难以排遣的压抑,另方面也总有属于自我的充沛的动力,并且落实在心理品格上,往往表现得坚韧而狂妄。如果说,这大致是批判人物的共性的话,那么造成各个个体持批判态度的缘由却是十分复杂的。张与邓的表现就非常典型。

  张是理想的。在他的灵魂里始终自发地进行着炽烈的信念冶炼,那就是不断对晚年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表示深彻的悟解和认同。由此,他便能踌躇满志地站立在时代的高岸上,不仅感受到巨大的精神依托,而且完全是以所谓“革命者”的姿态,并以舍弃个人利益的宽敞心胸和极其透辟的尖锐眼光,去审视现实的动向,去裁判现实的是非。很明显,张对现实的批判是居高临下的,是自觉地从捍卫信念的需要出发的(尽管他没有权威和权力)。这主要是因为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已在张的精神世界里,内化为一种度量的原则,升腾为一种临照的“观念”,而这种理论的阶级归属性和批判性,又必然要求张这样的信服者毫不犹豫地去为之奋斗,为之献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着张的是一种“信仰的权威”。

  邓则是现实的。因为在他灵魂里始终没有牢固地确立过属于“理想”之类的信念。缺乏温暖的体验和多次变换的环境告知他的,也只是要不断地应对来自现实的刺激,以求取妥帖的处理。由此,邓便跌进了一个漩涡:那就是他越不能与现实沟通,与现实的要求和标准协调,就越是要遭到现实的阻碍和压制;反之,他越是遭到现实的阻碍和压制,也就越是不能与现实沟通、与现实的要求和标准协调。于是,邓除了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外,还强烈地要求宣泄情绪,表达个性,不仅满足内心的自我表现欲,更要向外界证实自身的特殊存在。如此倾向所引导的选择和结果,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然而,邓的这种批判又绝非像张那样是处于信念、责任和理性,而完全是针对围绕自我的现实的问题和矛盾,根据自我的情绪和利益来展开和发作的(有时近乎作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着邓的是一种“本能的反叛”。


三  缘何亿万人“拿起笔做刀枪”


  就日常社会关系而言,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并非是一件怪诞的事。然而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批判成为划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界碑,成为改天换地的武器,成为中国的首要需要和最大政治,以至亿万人“拿起笔做刀枪”,不能不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此,我们想联系张与邓的例证(他俩为什么能乘势而摇身成为红卫兵领袖呢?)来探究其间的根由。

  我们认为,建国以后(相对于建设和发展的思路而言),毛泽东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保卫江山并使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他一直通过种种动作努力寻找着根本性的处置措施和方案,以肃清种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隐患。从开展党内斗争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十分明确地指示把矛头指向“当权派”,还预言“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动必然十年一轮回,才总算找到了这么一条“通达”的路途。可见,晚年毛泽东仍然是以浪漫和激荡的心情追求着他的事业的。但是总体上对一个国家并非发展,而是保卫的思路却使他面对现实仍然坚持严厉的批判主义(核心是阶级斗争理论),于是一面是神圣的理想和意志——在世界的东方,为继承马列主义的真谛筑建起新的革命堡垒,一面是疯狂的破坏和斗争——鼓励青年学生“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在血和火的冲突中,对理想和现实必须达成高度统一的要求,既不能指望在位者、有权者的“自我革命”;也不能指望习惯于纪律和秩序的得势者、得利者的“自我觉悟”。唯独张,不仅思想高度纯化,现实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牵累。他确确实实是在立场、观点、作风诸方面均与以往的积极分子不同的积极分子,确确实实是晚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所希望的“小将”。因为张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意志,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所以正是立正在这个角度,应该说张的浮起是当时中国主导政治的显效应,是来自下层对上层的最深刻的理解和最忠实的响应。由此,张才真正是毛泽东的“红卫兵”。

  然而必须进一步指出: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家的胆略和领袖的风范,使他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其目的是要借助这个方式去摧毁固有的管理次序和利益规范,去打击各种逆革命意志而动的权威和势力。于是,这种方式的运用就像打开了泻洪的的闸门,使各种各样、各式各类的思潮或见解(出于觉悟的、出于恩怨的、出于意见的、出于情绪的、出于个性的等等)全都涌动起来,全都想乘这股奔腾之势浮泛而起,不仅获得显示的时机,更可获得实际的权势和利益。这里,自上而言是毛泽东坚持“破”字当头,发动、依靠并指挥群众要去完成他所设定的伟大功业;自下而言,是群众信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以大民主的方式自己解放自己。在此,除了因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理解造成对峙外,一些属于个人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掺杂在其中。所以,一面是亿万人忠实于同一个意志,一面又是亿万人分划化成众多的派别。邓就是迎合了这种时代的大势,非常勇敢,又非常现实地把握了时机,并把自己投押在这场风浪中,以求通过“造反”来为自己换取新的形象,确立新的地位的。这里,除了以上提及的,因为邓长期不能与“同辈集团”取得协调,以至他个人积郁的情绪要发泄以外,更关键的还应该是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群众革命和解放的形式,包括那种政治上矛头的指向和希望的寄托,为邓的闯荡提供了运动的空间和切实的保护。

  所以,相比照而言,张是领悟了毛泽东的战略,邓是迎合了毛泽东的战术;张是为目的而投身“革命”,邓是视态势而参与运动;张是理想的,邓是现实的;张是自觉的,邓是趁势的;张是执著的,邓是选择的。立正在这个角度,应该说邓的浮现是当时中国主导政治的潜效应,是来自上层对下层的全面发动和过度纵容的结果。由此,与其说邓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如说邓仅是一个响应者更为准确和贴切呢。


(下续《金大陆:红卫兵中的四位(种)典型人物(下)(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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