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红卫兵中的四位(种)典型人物(下)(转载)
2016-03-04 2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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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风流,金大陆,老三届,红卫兵,文革

内容简介    

  “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是由当代中国特殊历史造就的一群,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的一群。“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不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吗?所以,顺沿“老三届”人的道路,即从这代人的遭际出发去看当代中国的变迁,或许能够对十七年教育、“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和感悟,以至我要说:阐说昨天,更是为了告诉今天和明天。

  本书共收集了114篇“老三届”人的文章(上编)和41篇社会各界人士谈“老三届”的文章(下编)。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见解,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有的篇章具有史料的价值)构成了立体的评述和真实的展示。 

——以上引自:   http://www.96192.com/product_1_7807454164001.html


(正文中小标题是乐天蓝鹰加的)

(上接《金大陆:红卫兵中的四位(种)典型人物(上)(转载)》)


青春悲歌——读《毛主席的孩子们》

金大陆


  阿妮达·陈所著的《毛主席的孩子们》,访谈了香港的四位同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从中国大陆“偷渡”去那里的。这些曾在伟大领袖指挥下冲锋陷阵的红卫兵,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他们的理想和人格究竟昭示了什么呢?


四  区和白


  区,聪明、标致,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主张“唯有读书高”。然而这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和标准(通过学习成为好学生)在当时的学校里更指在政治方面贴近正统的目标。所以区极力关注、迎合老师的态度,甚至学会了取悦老师、区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班干部,成了同辈群体中的权威人物。但区并非鲜红的出身总使她的内心感到不安,她怨怪父母,极力想清除“原罪”,所以入团申请时,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与此同时,她还不断培养自己对“黑五类”子女仇恨的情绪。然而,可悲的是区的这些态度,既不是出于理性的明悟(她没有这种思路),也不是源于情感的依恋(她没有这个基础)。她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向组织表白赤诚,不仅成为组织的一员,更保护住自己在“同辈群体”中的权威,并使之名正言顺。可见,区的政治归附并非是无条件的,她正是要通过这种归附来换取来满足她的政治需求。

  初中毕业时,党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自觉肯定能升学,便报考全市最好的学校。虽然落选后她仍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留在城市,但为了维护积极分子的形象,她决然去了农村。区无疑是所有落选生中最出色的,所以去农村后担任了许多职务。“文化大革命”时,她主持过“革委会”,主持过“清队”,当选过“贫协”副主席,这使她从学校里养成的“权威人格”更加地膨胀。她变得非常傲慢,总是利用权力苛求别人的政治要求,并不断告诫自己要“坚定而冷酷无情”。区作为一个人的天良完全被中国特殊的政治需要吞噬了(可悲的是她作为这种特殊政治需要的代表还要去吞噬更多人的天良),直到上山下乡高潮时,领导要她再作表率去海南时,她的个人牺牲与政治获取之间已不能保持平衡,她终于叹息了:“就是一条养了十年的狗,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地一脚踢开。”区的结局还是可悲的。

  白,有智慧、有能力,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前由于宗族斗争,举家南迁,因靠社会救济维持生活,白则被送进了孤儿院。解放军来后给孤儿院的孩子带来了关怀,通过教育他知道了这是共产党的恩情。他很懂事,很有自制力,并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团组织很快就把白列为发展对象,这不仅使他对党的感激之情获得了升华之机,更使他开始对中国的政治作认真的思考。从此,白便沉浸在团组织的活动中,成为积极分子。当然,白的这番成长完全是有其生活基础的,那就是窘迫的境况和时时的恩惠交织在他的命运中,使他真正体验到了雪中送炭(例如学校给的助学金)的珍贵和温暖,并使他的人格陶铸得更坚强更正义。大学期间,白的这种品性表现得格外鲜明。学习雷锋时,他感到有些人很虚伪,就当众嘲笑;下乡“四清”时,他看到工作队搞逼供,就决然上告并负气出走。白完全是以自身确认的是非观来对外界的人和事作评判的,而他的是非观又完全是以执着的情感为基础的。所以,面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白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保卫校党委。

  可惜的是,他的家庭成份在后来的大清查中被定为逃亡地主。尽管这沉重的打击毁灭了他的前程,却没能毁灭他对党的那份厚重的报答的情感。他认为这只是个人的不幸,而任何个人的不幸都是人类伟大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所以组织的调查和同学的歧视都是对的,都是贯彻阶级斗争的原则。白没有怨气和委曲,反而为保持心灵的那片纯洁,即自己的情感在这种关系到个人利害的考验面前,不流失、不变态而深深地感到了自尊。后来,他被作为坏学生分配到农村,他仍然想凭借自己的忠诚和觉悟建立一个模范村。直到村支书公布了他的“罪状”时,他才明白自己的脚下似乎已无路可走了。


五  “保皇派”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区和白基本属于“保皇派”人物。这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不仅得到了领导和组织的青睐和信任,更在“同辈群体”的范围内被赋予一定的责任和权力。所以,他们的思维始终不能跳出直接利益和直接关系的樊笼,或者说总要与自我参与其中的具体环境的具体内容相关联,这就一方面使他们的眼光和情感更加地维系着某些功利,难以摆脱个人得失或恩怨的影响;一方面也使他们的思路和判断更加地收缩在具体的人和事的纠缠中,并以保护现实权威的原则和需要去解释、去借助种种来自上层的外界的信息和力量。如果说这大概是保皇派人物的共性的话,那么造成各个个性持“保皇”态度的缘由也是十分复杂的。区与白的表现就非常典型。

  区是政治功利主义的;白则是感情至上的。而对现实的生活和关系,区总是求得个人价值与组织权威的一致,并具体以个人价值去瞄准组织权威,贴近组织权威,甚至使个人价值融于组织权威的需求中;白则在报答欲和正义感的冲动下依附组织权威,并具体以组织权威来衡量个人价值,要求个人价值,甚至把组织权威的需求当作个人价值的归宿。。

  究其根由,区对组织权威的认同是通过学校教育,通过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学生”的意念来实现的;白则是通过亲身的经历,通过经济上和感情上所接受的恩惠来实现的。所以,区的私欲不可避免地会混杂在其中,并会引发出种种的动作和表现,虽然这与她为维护权威而作的牺牲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白则过于纯粹、过于专一,完全凭借自身的感悟和天良去动作和表现了,虽然他个人的一切也都客观地包容在这种努力之中。例如在入团问题上,区是不断地表白、不断地显示、不断地追求(甚至连写日记也有意识地添加一些“给人看”的句子);白则因自身态度、品格等关系,不断地得到团组织的关照、启发以至暗示(他写日记完全忠实地纪录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区入团的目的是把组织的责任和个人的荣誉串联起来;白入团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完善自我、献身革命。这里,还从根本上关涉到区与白对一系列时代命题的理解。例如区认为所谓“革命接班人”就是当干部,也即被接纳进一个有别于群众的权威集团,既服从这个集团,为这个集团效力,又代表这个集团去对群众进行管理和指挥。为此,区把能否当干部立为目标,并处处提醒自己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地工作和表现。白则认为“革命接班人”应当是模范人物,也即为革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至于当选干部那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为此,白把努力工作和表现立为主旨,并时时地这么告诫自己。

  总之,说明这些并非为了突出区与白之间存有强烈地反差,而是为了通过这种个案的比较进一步揭示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同辈群体”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为什么会慷慨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的。


六  “同辈集团”及其价值取向和人格陶铸


  当然,要透辟地研讨这个问题,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环境。于是联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许因为它太悲壮(三千万英烈为之献身),太恢宏(结束了中国的百年屈辱),且在原则和手段方面(党指挥枪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形成了独特的格式和经验。以致建国以后,这种胜利者的思路、意志和作风必然地要从政治内容和政治方法两个方面,向中国的崭新的领导和管理体系迁移。由此,这种迁移确实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强化了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下的政治运作,但它同时也遮掩了中国道路正面临着创造性拓展的需要,即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以使国家日益趋向现代化。这样,两种倾向就没能调控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致使革命的要求被夸大,建设的要求被缩小。

  当这种思路(不能不是酿成中国一系列政治悲剧的原因之一)运行到学校教育的时候,尤其就红卫兵这代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陶铸而言,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50年代通过批判权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而确立的政治目标,其内容包括: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学生的学习必须从权威给定的“正确观念”开始,并学会对权威的顺从,面对集体的需要,应自觉地牺牲自我等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除了校方组织的教学活动外,“同辈集团”的建立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同辈集团”特指队、团以及班委等各类学生组织。一般说来,这类组织多是由同辈中的佼佼者即那些威信高、能力强、成绩好的学生组成的(当然教师根据需要违反民主程序,裁决人选也是常事,例如区没能当选班长,却进入了校级队委)。所以,在广大学生的心目中,“同辈集团”不仅具有代表的意义和资格,更享有很高的权威和荣誉。可是在那个时代,“同辈集团”的这种组织功能并没有为广大学生在学习和福利方面带来更多的便利,它恰恰被纳入了学校政治系统,成为了思想的检查所和裁判所。

  然而,问题的要害还不单纯在于这种形式,而在属于哪个时代的种种运动掀起的思潮和种种政治需求构成的路线,通过并利用“同辈集团”传播落实到广大学生中后,使一代青年人在思想、心灵和品格方面遭受到了损害,例如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认同,就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可见,“同辈集团”的这种机制和功能,就必然地需要和造就类似于白和区这样的两种人参与其中了。这是因为一种忠诚可靠及厚笃的情感完全可以替代立场的辨析,无疑是可信赖的(例中白的反动成份被揭发那是后来的事)。另一种则虽然贪恋功利,但毕竟是投入了整个的身心,而恰恰就是这组关系(功利目的和献身行为),又决定了这种人既屈从权威(唯上、服从),又显示权威(压下、威凌)无疑是可重用的。所以当这两种力量集合的时候,归附性和行动性都将呈现出强态,同辈集团也就直接带有了政治的压力,直接成为了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红卫兵的青春悲剧正是在这种集团功能里铸就的。所以,这里除了承认毛泽东作为统帅的个人意志以及所做的一系列决策的因素外,反省自身的人格和自身的行为又是何等重要呵。


  人对自己的青春总是眷念的,尽管那一段凄苦、甚至惨烈(其实对红卫兵来说,还有狂热和威风),但毕竟是自己谱写的人生音符。眼下我们借以评析的主人公张与邓、白与区都已过不惑之年了,他们在海外闯荡人生,闯荡天地已近二十个年头,谁能说他们不想再为自己的青春干上一杯呢?我们在此记下这些文字,就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遥祝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现在应该划开了),在60年代的时候都曾是毛泽东的“孩子”。


(全文完)


——转自《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修订版)》(金大陆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第437页~445页 :【补编一   青春悲歌——读《毛主席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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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红卫兵中的四位(种)典型人物(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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