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毛泽东同刘大杰 周谷城关于学术讨论等的谈话
2016-04-03 17: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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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1904─1977),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湖南岳阳人。1977年11月26日卒于上海。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


周谷城(1898年~199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毛泽东同刘大杰 周谷城关于学术讨论等的谈话


  (1965年)6月20日  上午,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指周谷城——编者注),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的《天对》,胆子很大。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拥”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刘大杰问: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比如,梁武帝和范缜就是对立面:一个提倡佛教,一个反对宗教。在唐代唐宪宗的时候也有这种对立面,提倡宗教和反对宗教。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络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关于《辞海》,他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02页~第504页)


【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13-12-22/153629051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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