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未竟事业(转载)
2016-04-24 1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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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未竟事业

作者:文贝    2016-04-09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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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未竟事业


  《毛泽东年谱》中记录的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的话。

  1966年3月30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73页)

  1966年5月5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83页~第584页)

  1966年6月10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批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93页)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年青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94页)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597页)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六月二日《北京日报》上批写一段文字:“……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607页)

  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此指示后来成为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的第五条。(《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 第609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9页~第11页)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3页)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吃饭前对中央文革相关人员说:“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4页~第25页)

  1967年1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34页)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44页)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在座。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 在讲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就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45页~第47页)

  1967年5 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88页~第89页)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98页)

  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02页~第103页)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专家莫依修和穆希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10页~第111页)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等时说:“……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29页~第130页)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等,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大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46页)

  1968年4月1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报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59页)

  196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文革碰头会上说: “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183页~第184页)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会见由巴卢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到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02页~第203页)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开会,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时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调查,没有目的地乱跑,还有抓人、关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主席台。”(《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34页)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时说:“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要谨慎。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是叫什么,总是触及了上层建筑……”(《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41页~第242页)

  1969年4月13日,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242页)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谈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357页~第361页)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谈国际问题时说:“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442页)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编者注)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要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提高。”(《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619页)

  1976年3月3日在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传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现在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639页~第643页)

  1976年6月,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注)(《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649页)


  从毛泽东以上讲话中可看出几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考虑到他们死后修正主义可能起来搞复辟,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第二,毛泽东眼里的文化大革命是依靠和发动群众。

  第三,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工作组掌控运动非常不满,认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

  第四 ,毛泽东一直坚持“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第五,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第六,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从一九六五年冬的批判开始”。

  第七,毛泽东认为“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第八,毛泽东计划文革搞三年,即“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第九,毛泽东反对扩大化和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主张犯错误的干部也要继续使用,反对搞专案。

  第十,毛泽东的判断是“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要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

  第十一,毛泽东的政策是“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

  第十二,毛泽东反对过分的个人崇拜。

  第十三,毛泽东认为刘冰给邓小平的信矛头是对他的,这是后来打倒邓小平的诱因。

  第十四,毛泽东对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事其实是三件事。一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二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三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第十五,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第十六、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初衷,事情的发展也许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不得不用很多精力来对文化大革命纠偏,不得不用继续革命来完成“斗批改”。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未竟事业。

  2016.4.9

(转引自文贝博客,乐天蓝鹰根据《毛泽东年谱》做了些增补与适当编辑)

 

(注)《毛泽东年谱》编者原注: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649页)



【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13-12-22/153629051895.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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