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转载)
2016-04-25 1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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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杨继绳     2016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http://www.yhcqw.com/html/psz/2016/49/164919322051G6210152CC58810JFC5II8A.html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杨继绳  


  陈永发先生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系列之三,我读的是2013年第二版。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阵营的一名历史学者,他秉承“叙事客观,分析深入”、“不具党见偏颇”的原则,记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70年的历史,此书可以引发大陆读者一些思考。    

  推翻清王朝以后,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渴望中国跻身于先进国家行列,“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根据现代史观,就是以欧美国家的“现状”为指标,向“平等”、“民主”、“均富”等方向前进。    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面临相同的历史挑战,内有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等离心力量,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两党都有迎头赶上欧美的宏大志愿,只是双方信仰不同,取径互异。    

  陈永发问道:为什么国民党会在中国大陆失败,而被它视为异端邪说的共产党,却能赢得政权?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全盘失败以后,犹能在台湾另创局面,而共产党享受40年承平以后,却依然距离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的理想尚远?陈永发的书回答了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一  

  

  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人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全国建立政权,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有国内和国际的动因,在当时都有合理的因素。显然,这些合理因素都是当时知识分子视野所及的。按照这个视野所及而做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农业集体化、大跃进、文革,这一系列在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还争论不休(更多是持否定态度的)的重大事件,在陈的书里都有客观的叙述。陈书认为,毛泽东在决策时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都有合理的逻辑,都有当时的种种背景。陈的叙述是客观的。但是,陈的叙述只限于“当时知识分子视野所及”,按这个视野的结论可以说,中共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建政以后灾难性的后果也情有可原。如果从更大的视野看呢?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野来看呢?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个视野看呢?是不是中国人“短期的合理逻辑”的演进中,走向了灾难?走向了奴役?“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不是通向奴役之路?当然,哈耶克的学说也不是最后的真理。总之,“短期的合理逻辑的演进”,将中国引向何方?这是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这是需要历史哲学回答的问题。

 

二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高华的书,觉得是在延安整风中“升起的”。读陈永发的书得知,从1927年以后,中共内部“国际派”和“地方派”(以毛为首)在关键时刻都有不同的主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国际派的主张是错误的,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国际派把中共一次又一次引向失败,而按毛的主张,中共才取得胜利。“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毛同国际派在实践较量中升起的,延安整风只不过是总结和清算而已。

  中共的国际派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中共革命瞎指挥,特别是六大以来,给中共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国际派还对地方派毛泽东一再打压。

    国际派想模仿俄国城市革命的道路,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大失败,使中央机关在上海待不下去,不得不来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苏区。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接管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批评毛在土地问题上“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毛土地革命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如根据人口和劳动力两项原则分地,地主家属只要无反动嫌疑,便允许分地),是“富农路线”。在军事问题上周恩来遵循国际派的进攻路线,目标从村寨转向比较像样的城市,如赣州,结果失败。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毛,迫使毛离开军队。

    国际派的作为,使得“白区党垮了百分之百,苏区党垮了百分之九十”,丢失了根据地,不得不“长征”(实际是逃亡)以求新的生存方式。从江西苏区突围出来的红一方面军86000人,湘江之战后只剩3万人,损失的人中逃兵占多数(出发前强征进来的人逃走很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足5000人。衣衫破烂,神情憔悴,成为“乞丐军”。1936年,中共穷途末路之际,发生了西安事变,解救了中共。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彻底认输,从此以后,一直在毛面前甘拜下风,认定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毛的忠诚“宰相”。在执政过程中,毛离不开周,但不信任周,一旦发现周有异心,就用历史问题来敲。林彪事件以后,在文革运动向何处走的问题上,毛、周看法不一,毛命令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检查历史错误。1972年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三个晚上周恩来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在讲述党的历史之后表示:“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我觉得由我来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6页)


 三


    毛对国际派的批判和他“以俄为师”并不矛盾。毛以俄为师是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国际派是“教条主义”。所以在和国际派的斗争中他必然是胜利者。毛能取得中共的领导地位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当然,斯大林所以支持毛,也是因为看到毛具备领导中共的条件,认为只有毛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40年初,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任弼时回国,不仅带回了斯大林对毛的祝福,也带回了许多斯大林主义观念。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局有五项领导的职责,即对思想、军事、政治、政策和组织。毛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在政治局里取得了最后决定权,毛就紧紧抓住了五个方面的权力。就权力集中而言,它比治统和道统合一的中国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任弼时还带回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这部书把苏共党史写成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它认为苏共党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列宁、斯大林代表正确路线。毛泽东抓住了这本书权力斗争的精髓,读了至少10遍。他还要求这本书是党员和干部的必读书。毛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用这本书的模式,重新检讨中共党史,证明中共党史就是毛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为此,他让高级干部在研读这本书的同时,还组织人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资料书,供研究参考之用。实际上要党员据此批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路线,突显毛泽东路线的一贯正确。毛泽东在讨论党史的基础上,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五人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康生、彭真。延安整风的对象当然是王明,但王明已批倒,支持过王明并且“忠于国际”的周恩来当然是主要目标。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国际派已无靠山(当然还有斯大林)。1943年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近40天时间对周恩来进行批斗,言词激烈,甚到有人说周恩来是“叛徒”,周在压力之下,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知道这段历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49年以后,周一直对毛臣服。毛利用历史说话的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任弼时还从苏联带回了特权制度,对不同等级的干部以不同的照顾。高级干部得到了特权,但特权也成了控制他们的杠杆。


 四 


   抗日战争,大陆最近几年传说洛川会议有“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内部方针,后官方加以否定。读陈书后才知,所谓“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是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指责,并非中共刻意为之的“方针”。(陈书第346页)中共是否有这个抗日的方针,得等档案公开。然而,毛泽东一直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有更强的自觉性。不管洛川会议有没有这个方针,毛泽东在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不抓住抗日战争这个机会,中共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所以,中共取得政权,毛泽东有首功,其他任何领导人只能望其项背。

    中国大陆对抗日期间国共的功过,一直有两种片面性: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共产党打败日本后蒋才下山“摘桃子”,这是毛时代大陆的看法,显然这种看法违背历史事实。近十多年,由于对上述不符合事实的看法的强烈反弹,在得知国民党军承担了抗日主战场的任务、牺牲了200多位将军的史实之后,中国大陆有不少人否定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在抗战胜利70年,大陆宣传机构越是强调“中流砥柱”的作用,民间有些舆论越是否定中共抗日功绩。全面否定共产党的抗日功劳,也是违背历史的。

    陈永发将抗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7月到1938年底,日军的战略目标是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日军向国民政府地区正面进攻,国军以血肉之躯,保卫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二阶段,1939年初到1941年初,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落空,开始注意占领区(我方称为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带。国军压力减小,共军压力增大。共军的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作用。国军也注意敌后,但游击战不如共军。第三阶段,1941年初到1944年初,日军注意力还是敌后地区,并认识到共军才是日军占领政策的最大威胁,于是针对共军开展攻击。共军根据地严重收缩。日军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为了掩饰失败和增加战绩,反而猛攻国军,大批非中央嫡系的国军将领向日伪投降。“百团大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战,而是对日军的公路和铁路的破坏、攻击,日军所受的损害颇大。第四阶段,1944年春至1945年夏,日军为了打通东京到越南的通道,再度进攻国民政府区,减少了它在敌后的防卫,共军得以喘息,并从国军的严重崩溃中获得了扩大根据地的机会。

  陈书认为,第二、第三阶段,中共和国军的敌后抗战,以及其它打着抗日旗帜的小股武装力量,使得日军后方的广大农村遍地狼烟,游击战虽然不能阻止日军的侵略,但可以阻止日军扩大和巩固占领区,从而使日军“以战养战”(即日军对占领区搜刮以供军需,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以后的必须策略)的企图破产,这一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日军不能“以战养战”,不得不向南进犯,以致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走向失败。

  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虽然放弃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但还是把革命根据地这“国中之国”当作“心腹之患”,一有机会就对共军进行打压;共军虽然成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军队,但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理想,一有机会就扩张力量。由于二者根本目标不同,国共摩擦不断,陈书对此写得比较贴切。

  1935年,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只有几千人,加上红二、红四方面军,也仅三万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就可能被完全消灭。抗日期间,共产党军队不仅从1935年的绝境走了出来,还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前共军不到4万人,局限于穷山恶水的陕北地区。到1944年底,中共宣称收复了16座县城,8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200万人口。到日军投降时,国军主力远在西南,共军乘机扩张,于是又总共收复了拥有1870万人口、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280座中型或小型城市。到国军有能力回应时,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从而宣称自己是一个拥有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9500万人口和95万平方公里土地。三分天下有其一。



  三年内战,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快溃败,大陆读者期待这本书提供更多的国民党这一边的资料,可惜作者没有满足读者的期待,陈的书用共产党这边的资料太多,对大陆读者来说,新意不多。


 


  书中客观地介绍了中共新政权“与民更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打击流氓盗匪,关闭妓院。这是事实,我经历过195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秩序的确不错,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书中说,中共政权把被俘投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基本上按他们原来的待遇给予以薪俸。”1949年底,总共包下来100万国军和150万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占全体吃公家饭人员的28%。(第506页)其实,这是权宜之计。在以后的岁月,这些被包下来的人都成了政治贱民,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肃反、反右、文革,这些人及其子女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作为,陈永发称为“不断革命”。他将“不断革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2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网开一面,承认私有经济的合法性,并施以援助。虽然陈书中说新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但和大陆一些学者的看法有很大差距。部分大陆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虚晃一枪”,是一种政治策略,有人干脆不承认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第二阶段:1953-1957年,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陈永发没有看到,实际上,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有人称之为统制经济)。(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7—29页,第295—297页。)第三阶段:1958-1965。生产关系的大跃进。陈永发说“大跃进”是“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一个突破,说到点子上了。他说大跃进造成“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白白死了2000万到4000万老弱妇孺”,这个数字符合事实(乐天蓝鹰按:其中“饿死人数”或“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争议,可查阅专题资料),但不仅是“老弱妇孺”,青壮年也大量饿死。第四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陈永发说这四个阶段中有两次“历史大悲剧”,指大饥荒和文革。陈永发说“毛泽东的失败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更可能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说得对,应当进一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失败,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整体失败。



  关于抗美援朝,部分大陆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被斯大林绑架而被参加的,是一场错误的战争。陈永发指出“韩战基本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就在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准备以武力攻台之际,北韩竟然抢先于1950年6月对美军占领下的南韩发动全面攻击。”把美军赶到半岛南端。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不仅转败为胜,战火迅速逼近中国国门。陈永发认为,中共当时的选择不是“和”就是“战”。“‘和’固然可使中国大陆置身事外,全力从事国内建设,却难以防止美军乘机进攻中国大陆。至于‘战’,当然有战败的可能,然而一旦胜利,更可能为中国大陆求得长久的和平。”毛泽东力排众议,选择了“战”。陈认为,毛的这种选择还有一个理由:韩国是日本入侵中国的跳板,一旦韩南北统一在美军势力之下,中国东北将直接暴露在美军打击之下。中共志愿军终于将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逼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得不讲和,这使全世界刮目相看,赢得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尊敬。陈认为:“中共能引以为骄傲的历史事件不多,而韩战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还能让大家感到光荣的划时代大事。”抗美援朝使中共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36万人,被俘2万人,还失去了进攻台湾的机会。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抗美援朝使斯大林消融了对毛的怀疑,投桃报李,退还中东铁路,还毫无保留地支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高饶事件:陈的书基本是采用中共党史的看法。近年来,高岗事件的当事人有一些回忆,这些回忆与中共党史的看法有不少出入。中共官方和当事人回忆孰是孰非,还需要研究。高饶事件反映了毛在1953年就对刘少奇不满,后来出尔反尔。

 


  关于文化大革命,陈的书中指出,毛泽东要做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理论上,干部经过群众批评的锻炼以后,浴火重生,实际上与抢救运动与开门整党一样,尽管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各种程度的“烧”伤,伤重死亡人数遍地皆是。陈书一再强调毛的政策的温和性,而群众运动却走向极端。他指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是必然的。陈先生说,“这是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所预示的。从中共放手发动群众以来,所谓过火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谈到刘少奇专案组时,陈联系到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整周恩来的情况,接着说:文革中整刘少奇的“专案组的实际主持人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有时是康生,有时是江青,有时是谢富治,但不论是谁具体负责,周恩来都像延安时期的刘少奇一样,掌控所有审查的细节。”陈的书只看到干部受到伤害,其实,文革中群众受到的伤害百倍于干部。文革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单薄,近年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吸收。


十一


  陈的书中讲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时,都提到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从而在群众中建立了深厚的基础。讲到中共办事有效率,组织力量强,都联系到用阶级斗争方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什么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呢?大陆主流思想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利益,所以人民拥护;但非主流知识分子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国共两党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看法运用是不一样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在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中占重要位置。国民党却不同。最近看到斯坦福大学《蒋介石日记》主持人(保管人)的一段话:

  他日记里面就讲,为什么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和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着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党组织的运作方案,他就说,他们(中共)很有效率,本党(国民党)若再不奋起直追,“将败亡也”。但他也讨论过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我们中国是讲“仁”,儒家讲仁。他说基督教讲“爱”。我们对人民如果能用仁爱来做,何必要用阶级斗争?为什么要仇恨?所以他就经常做这样的比较。他认为共产党这套不足取,行不通。


十二


  陈先生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充满理性。一部好的史书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甚至有其合理性。即使这个事件的结局是灾难性的,也是由一连串的必然性和合理的逻辑演绎而来的。恶的果实是美丽的鲜花结出来的。为什么合理的逻辑会演绎出灾难的恶果?为什么美丽的鲜花结出恶的果实?这是将读者引向深入思考的钥匙。陈书就给人以这样的钥匙。

  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历史学成为当今大陆的显学,尽管多有限制,但还是披露了大量的新资料,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陈的书毕竟出版多年了,有些资料陈旧了一些,有些重要的新资料、新认识没有吸收进去。对大饥荒和文革这两场重大灾难,写得简单了一些。如果陈先生吸收近年来对中共研究的新成果修订此书,将是读者之福。■

(责任编辑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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