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转载)(1)
2016-06-07 11:59:50
  • 0
  • 6
  • 23

乐天蓝鹰说:理性地缕析和总结文化大革命,该是时候了!杨继绳先生的《思考》,不失是一篇理性而翔实深刻的学术论文,除了对其中“乌托邦说”和若干结论不尽认同外,鄙人以为杨继绳先生几乎在在有理,发人深省。不过,文革研究是个大难题,杨继绳先生的《思考》启迪人们,但离研究的终极目的甚远,尚需一代学者-研究者共同努力。


  本文是杨继绳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SCPU) 2013年10月25日举办的“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原载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记忆》,原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杨继绳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 〔2〕。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3〕,真是咄咄怪事!

  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4〕,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面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5〕 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6〕 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7〕),“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8〕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  [9]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

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10] 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一个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待续)


注释: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2〕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3〕“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提出来的。衣因招收入博士后研究生收受金钱和女色贿赂而下台,但还有人继续讲“三个自信”。
    〔4〕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
    〔5〕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7〕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9〕这是本书作者的概述,全文请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7年11月6日编辑部文章。
    〔10〕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乐天蓝鹰说:

  全文编发遇到了不知何因的困难,读者如感兴趣,可先查阅下述同名帖: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44&id=9775253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杨继绳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作品而在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2010年初,出版了最新著作《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为个人首部政经评论集。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