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转载)(2)
2016-06-08 16: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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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蓝鹰说:理性地缕析和总结文化大革命,该是时候了!杨继绳先生的《思考》,不失是一篇理性而翔实深刻的学术论文,除了对其中“乌托邦说”和若干结论不尽认同外,鄙人以为杨继绳先生几乎在在有理,发人深省。不过,文革研究是个大难题,杨继绳先生的《思考》启迪人们,但离研究的终极目的甚远,尚需一代学者-研究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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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杨继绳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SCPU) 2013年10月25日举办的“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原载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记忆》,原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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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紧接以上正文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转载)(1)

 http://yinayo.blogchina.com/3053641.html

(续1)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自己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11]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2]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 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10亿,即在1后面9个零。毛泽东是1,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9个零是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13]  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14] 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的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15] 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16]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17] 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18] 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19] 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 [20]。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21] 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22] ,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23] 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24] 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25] 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6]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27] 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28] ,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革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

(待续)


注释:

    〔11〕王年一:《文化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9月30日
    〔1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3〕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1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15〕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17〕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18〕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19〕同上,第90页
    〔20〕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21〕柳宗元:《封建论》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23〕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24〕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25〕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26〕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2006年4月 写于阿克苏、北京
    〔27〕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28〕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乐天蓝鹰说:

  全文编发遇到了不知何因的困难,读者如感兴趣,可先查阅下述同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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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杨继绳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作品而在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2010年初,出版了最新著作《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为个人首部政经评论集。


链接: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转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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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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