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玉晚霞文苑】陈立棣诗词讲稿：《读词漫谈》

2012-05-25 07:18:15 网易博客-瑶琳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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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词漫谈

陈立棣

一、词的起源和发展

　　词的起源与燕乐有关。古人宴请常常请乐工来奏乐，皇宫、官府以及民间都很流行。这一种娱宾的音乐叫燕乐。（宴席上的音乐。）民间还请女子配合乐器的演奏来歌唱。皇宫与官府也有叫歌女来演唱的。演唱就需要有歌词。因为诗的句式固定，无法适应各类乐曲。这就需要根据乐曲创作歌词了。演奏有多种不同的曲子，也就有了多种格式不同的唱词。唱词的形式称词调。各个词调有各自的名称，叫做词牌。这种根据音乐曲子填写的唱词，古人称之为“曲子词”。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前人留下的许多词， 有人把它编印成册，书名就叫《敦煌曲子词》。省去“曲子”二字，就叫词。词后来离开了音乐，独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许多文人觉得近体诗限制太死，不便于表达多种复杂的思想情感。词具有长短句的形式，突破了五言、七言诗的束缚，比较活泼自由。受到大家的欢迎，纷纷加入填词的行列。

　　为什么把宴乐称燕乐呢？我猜测有两种可能。其一：“燕”是“宴”的通假字。燕乐即宴乐。其二：从古人流传下来的宴会图看，宴席上的乐器是笙箫竽笛等吹奏乐器，是最早流行于我国北方燕地的乐器，所以叫燕乐，后来虽也融合了西北的琴瑟琵琶箜篌等称作“胡乐”的弦乐器，但燕乐成名在前，之后没有改名。这仅仅是我的猜测，有待识者示之。

　　诗也有配乐唱的。但它和词不同。词是先有曲，而后根据曲配词。诗，则是先有诗，后来再给诗配曲。如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

　　曾经有人考证，认为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是词的开山鼻祖。受到众人的质疑，学界尚无定论。

　　词牌名称和内容无关。词牌的名称有的来自乐曲的名称如《苏幕遮》、《千秋乐》；有的用词中的一个词语作词牌名，如《忆江南》、《乳燕飞》；有的来自民间故事或神话传说，如《雨霖铃》、《忆秦娥》等等；有的词体前人原有词牌名，作者不用而根据自己所填词内容，另取一个名称作为词牌名。所以同一个词调往往有多个词牌名，如，《采桑子》又名《丑奴儿》、《罗敷媚》……；《念奴娇》又名《百字令》、《酹江月》、《壶中天》……等等。

　　早期词根据曲子填时，在一个拍节里可以填一个字，也可以填几个字，或者一个字延续几个拍节。就象现在我们唱歌，可以一个字唱一拍，也可以几个字唱一拍，或者一个字延唱几拍。所以往往同一个词牌名，会有几种词体。到了宋代词谱逐渐流失，人们填词没了词谱，就找前人的词来做范本。你叫《卜算子》，我也叫《卜算子》。你第一句五个字是仄仄仄平平，我第一句也五个字，也是仄仄仄平平。一字一句地按范本填写下去，这样词体反而更固定了。有许多词也还保留着几种不同词体，以其中一体为主，称之为正格，其它则叫做别格。

　　词调很多。根据清代《欽定詞譜》记载有八百二十首词调，二千三百六十词体。现在还在流行的词调，据已故广西大学教授严建文先生整理归纳，收录在他的《词牌释例》一书中，常见的词调有四百二十二种。赵京战先生编的《诗词韵律合编》一书中，例举有一百五十九种。

　　词的发展和时代政治气候相关。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朝廷更加腐败政治混乱，文人对于传统礼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读书做官这条仕途，逐渐失去信心。他们常常脱离政治与社会，去欣赏风花雪月和歌颂人间的爱情。词的形式比诗更能抒发心中郁闷惆怅和审美情趣。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更是混乱。宋代虽已统一了全国，却难恢复盛唐时的局面，君臣都无大志，贪图安逸，沉湎于酒宴歌舞。如宰相晏殊、寇准与周邦彦、范成大等许多大臣都爱填那脱离时政抒发闲情逸致的词。

　　词的发展又和音乐相连。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西部乐器大量传入中原，如胡琴琵琶箜篌等等，大大丰富了燕乐的演奏，促进了词的繁荣。到了宋代，词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与唐代的诗齐名，出现了我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人称唐诗宋词。

二、《花间集》

　　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现在的四川重庆一带）。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后蜀。唐末五代填词风气很盛。成就最高的地方就是这后蜀，其次是南唐。《花间集》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人赵崇祚所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词集。

　　《花间集》中收编了自唐至五代的十八位词人的五百篇词作。《花间集》得名于集中作品内容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女人素以花比，写女人之媚的词集故称“花间”。这些词作都是文人贵族，为歌台舞榭享乐生活需要而写，故名《花间集》。这些词人，后世称为花间派。他们的这些词称作花间词。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花间词介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两大峰巅期的中间，花间词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花间词在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作用、贡献和地位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就内容来讲，除了恋情外，还有史事古迹、风物人情、边塞旧事、山水花鸟等。花间词在思想性上存在缺陷，但在艺术性上成就却是十分辉煌的。是词的发展史上的一座令人瞩目的里程碑。我们不能因其思想性上存在缺陷苛求古人。艺术的标准应该是真、善、美。

　　赵崇祚也是一位词家，但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编入词集，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做官，《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把非后蜀人也没有到过后蜀的温庭筠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收编温庭筠词最多。

　　事实上温庭筠也确是一位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山西省平遥县长则村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著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居江淮，后定居于鄠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曾自称为杜陵游客。早年以词赋闻名，然因恃才傲物，屡屡讥刺权贵，多触忌讳，为权势者嫉恨，虽才华出众，誉满京城，却屡试不第。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一生坎坷，终身潦倒。其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被称为花间鼻祖。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其诗词善于状物绘景，有声调色彩之美。辞藻华丽，多写个人遭际，对于时政也有所反映，吊古行旅的作品感慨深切，气韵清新，犹存风骨。词多写女子闺情，风格秾艳精巧，清新明快，现存词数量在唐人中最多，收入《花间集》有六十六篇。原另有集，已散佚。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可惜大多失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他《商山早行》中的传世名句。后人辑有《温庭筠诗集》，另著有传奇小说集，也都散失不传。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我国词史上的重要人物，温庭筠诗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实在是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大损失。不但诗文集亡佚，连有关温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现在难以考知温庭筠的详细情况。

三、豪放词与婉约词

　　明代张延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对词中豪放与婉约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认识，则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宋之前，词承花间遗风，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欧阳修认为范仲淹的几首以“塞下秋来风景异”开篇的《渔家傲》，“若是言志之诗，自是当行本色，若填入小词，则不免旁门左道了”。欧阳修认为诗词有别，写有关国家民族军事政治的题材应该用诗。到了苏轼，有意创立一种新词风，以与传统词风相对抗，使词中的两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词学界的注意。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给无咎、文潜两人看，问我的词和秦少游的词相比如何？二人都说：“少游诗似词，先生词似诗”。苏轼的另一个弟子陈师道也说：“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十分明确地指出苏轼所代表的创作倾向就是词的“诗化”，他所创作的“豪放”词就是与“本色”词相对的“诗化”词。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这使文人们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观，转而为追求自我的价值观，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快感。进而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独抒“性灵”，那种外在的政教人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他们看来，远不如痴男怨女们的缠绵悱恻，歌宴舞席上的声色之娱更令人销魂荡魄。文学回归到人本身，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七情”，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商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到处是绮罗香风，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乐性、抒情性、愉悦性为一体的词这种文艺形式。西蜀、南唐的词人们把偏于抒发个人情感的词纳入征歌选舞的轨道，成为酒宴上让歌女们歌唱的“应歌之具”。唱词又独重女音，其内容偏重于男女之情，表达上婉转缠绵、隐约凄迷，这就形成了词的基本风貌。后人把词的这种基本风貌归入“婉约”的范畴，视为词的“本色”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当中，朝廷上下，大都寄情声色，歌舞作乐。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仍是“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 （王灼《碧鸡漫志》）。这就是宋代婉约词大盛的社会根源。

　　其次、是词人的不同个性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倾向。人们因禀性和生活遭遇不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个性。有的人感情细腻，常常多愁善感，有的人则性格豪爽。于是就表现出婉约与豪放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然而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婉约词人也写豪放的词；豪放词人也写婉约的词。如：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最美的词》第171页）”这就是传世的李清照两首《渔家傲》之一。李清照,世称“婉约之宗”的一位女词人，居然写出意境如此辽阔的豪放词。又如：苏轼也写过许多婉约风格的词。他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最美的词》第294页）苏轼乃开创豪放词风的一代宗师，却也写下如此卓绝的婉约词。

　　第三、词从单一的婉约风格发展具有婉约与豪放两种不同词风，也是艺术发展的规律所必然。早期婉约词在题材内容方面，不太涉及民生大计，题材主题多以描写男欢女爱、儿女情长、生离死别、感时伤世为主，是都市繁华、艳月歌舞等市井文化的产物，娱乐色彩比较浓厚。势必为士大夫等正统文化的代表们和许多人所不满，如停滞僵化，不进行变革，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出现了一批以军情国事等题材为主，境界宏大，气势恢弘、汪洋恣意、崇尚直率的豪放词人和词作，极大地丰富了词的题材和风格，使词苑更为繁荣，避免了词的没落与消亡。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遵从着从狭窄、单调逐渐走向广阔、丰富的自然规律。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应首推柳永。柳永，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父亲柳宜，南唐亡后身为北宋降臣。柳永对词的兴趣也源于这位博学精思又经世致用的父亲。柳宜和范仲淹是好朋友。范仲淹让柳永随他西出边塞，开始他人生第一次经历苦难风霜的洗礼。边塞，那里冷风如刀，那里饥荒贫赤，那里民不聊生，再加上范仲淹的批评点拨，柳永成长很快。他在边塞将军狄青的营帐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胸怀壮烈之词，赞颂浴血奋战在荒凉边疆的军士，词牌《踏莎行》：

　　谋臣样樽俎，飞云骤雨，三军共戮力番儿未去！天时地利与人和，西酋谁敢轻相觑。鼐鼐楼台，草迷烟渚。飞鸿惊对擎天柱！雄风高唱大风歌，升平歌舞添情趣。

这首大气的《踏莎行》成为了边塞鼓舞士气的军歌。词风豪放。

　　他经历了父亲的离世和曹雪芹一样的家道中落，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最后爱他深沉、他爱得也深沉的结发妻子——他贫穷困顿生活最后一点暖色倩娘也小产死去。倩娘死后，清点遗物时柳永发现在她妆台的抽屉中，有一本写着《乐章集》三个大字的本子，里面娟秀的字体记下了他历年所写的词。他平时写词从不留底。而她默默为之精心搜集，书写成册。如此知己，世所难觅。这样的倩娘竟离他远去，剩下世间孤零零的自己。柳永悲痛欲绝。眼泪像打开的闸门往下直涌。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怜香惜玉，直把群妓当倩娘。据说他死后也是群妓集资为其安葬。他是最风流却又最坎坷的一代词坛高手。他的生活极为潦倒，他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才中举，做了一个禄微位卑的小官。他时而弃官远游，时而复职以图糊口。不过，他的朋友遍天下，他的名声震九州。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柳永因精通音律，他的创作，实现了歌词与民间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而一时动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篇幅较长的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写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被推为婉约词的代表作。为历代词家所赞赏。

　　豪放词的开拓者是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豪放词的繁荣是在南宋前期，当时是民族矛盾空前惨烈的时期。亡国灭种的时代灾难，唤起了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词要关乎世运之盛衰，表现“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之怀”，贬斥婉约词的“淫艳猥亵”，力求使词“上法风骚（诗经中之国风和屈原的离骚），下祖苏轼”，成为词人们的普遍观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爱国和忧国之音成为词坛的主旋律，促成了豪放词的繁荣。豪放词的代表词人，大都表现出正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体现出对社会政治价值的热烈追求，他们的词也成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外化。范仲淹、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充满着追求事功的激情。他们的豪放词创作，就是要用“诗教”精神改造词体，黜浮艳、崇雅正，使词纳入“载道”、“言志”的传统，与诗异曲而同工。苏轼以“比诗人之雄”的“诗化”词，来取代柳七郎的情词艳曲。

四、《纳兰词》

　　作者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相国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其家族那拉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纳兰性德虽然生活在清贵族之家，常常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 后代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当时人们曾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结交并帮助过众多汉族文人。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流传至今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一富于意境的佳作，是其众多的代表作之一。

——《桐庐县老干部诗词协会讲稿》（2012年3月16日）

链接：
陈立棣文章：《写好这一捺》（修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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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棣文章：《写好这一捺》（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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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棣文章：受宠不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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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棣文章：看歌剧《白毛女》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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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辑于网易博客-瑶琳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