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毛化”思潮几个代表性观点的批驳

编者按：自毛主席逝世后，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主观臆断、虚构历史、曲解史料、以偏概全，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毛主席丑化得一无是处。对此，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从客观上看，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适时和正确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领导了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主席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为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方向。然而，自毛泽东逝世后，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主观臆断、虚构历史、曲解史料、以偏概全，任意夸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恶意中伤毛泽东，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丑化得一无是处。“非毛化”思潮的错误观点十分杂乱，其代表性观点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和实施“过早了”；“毛泽东是‘军事天才，经济蠢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很“无知”等。笔者将从理论和事实上对“非毛化”思潮的代表性观点予以批驳，并阐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若干贡献，以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巩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和实施是适时而正确的
　　“非毛化”思潮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过早了”，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既未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实践证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是适时而正确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这是由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凭借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采取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建立了国营经济。至1952年，我国的经济关系和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变化：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财经的控制力度，全国财政经济高度统一起来。总之，“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其次，这时已经有一部分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国家管理和监督，使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变化。再次，这一时期，农村中的简单协作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也已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40%，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提升了农业生产的优越性。这三点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力量在不断壮大，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这些都为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二，这是适应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工业化建设的根本要求。随着土改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开始，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但此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不仅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且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造成了农村中激烈的阶级分化以及激烈的阶级矛盾，而且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城市，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家经济有计划发展和工业化大规模建设存在严重矛盾，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和矛盾如不尽快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建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这是解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矛盾的客观需要。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可以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应当给予肯定。但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特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及其私营经济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1949年4月至1952年2月，私人资本曾4次哄抬物价，企图夺取市场领导权。对此，党和政府及时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1952年上半年，针对资本主义的“五毒”行为，党和政府又开展了“五反”运动。1953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再次拒绝加工订货，争夺批发市场，并抢购农产品，囤积居奇。党和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再一次予以反击。这些情况表明，如果不及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那么私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破坏作用将会继续加剧。
　　第四，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也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二战后，世界分化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新中国刚成立时，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面临种种矛盾，危机四伏，并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而与之相反，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并对中国大力援助，这对我国具有极大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也是适时的。
　　综上所论，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着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强烈的现实需求，既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毛主席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非毛化”思潮还认为：毛泽东是“军事天才，经济蠢材”。毛泽东利用孔夫子“三纲五常”中“纲”的思想来领导经济，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完全没有现代经济观念。这纯粹是不顾事实的贬损，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重要的经济建设思想，而且亲自领导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这是旧中国挨打、被侵略、被统治、被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此，我们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1954年9月，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力戒虚夸和骄傲，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5年3月，毛泽东明晰了我国建成工业化强国的时间，指出：鉴于我国情况复杂，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有五十年时间的艰苦努力。1957年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重工业为中心，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迫切要求摆脱落后、发展经济、建设强大国家的强烈愿望和使命担当，也符合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提出，生产上的成败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实绩并改善人民生活，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失败。1956年1月，毛泽东又撰文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当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才能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关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首先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其次是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技术革新。由此观之，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强大国家的基本途径。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该消灭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对此，毛泽东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商品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还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因此，应该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同时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要学会利用它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以农、轻、重为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样，既可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又可以使重工业的发展更稳固些。二是中央和地方、企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坚持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但同时，又要扩大地方、企业的权力，给地方、企业更多的独立性和更多的利益，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毛泽东提出，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要综合考虑，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既要发展生产，又要改善群众生活；在国家与集体的关系上，既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又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和利益，使其更加灵活。同时，还要逐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四是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经验的关系。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领导了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郑重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应从土地改革、工商业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这三方面着力推动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据此精神，我国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努力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其次对现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积极推动工业、贸易和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再次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资本主义”（“三反”）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的斗争，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经过3年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国家财政统一稳定，收支平衡；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职工、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三）毛泽东领导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由于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旧中国经济、文化异常落后。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现代工业占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且发展不平衡，工业大多在沿海。同时，文化也很落后，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对此，毛泽东曾概括道：新中国成立初，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而这样的基础，既不可能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大厦稳固。因此，他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只有中国自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为此，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计划和发展目标。毛泽东本人更是亲自领导了我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建设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走“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经济和国防、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编制实施“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等五年计划，等等。
　　经过30年的建设，我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快速发展。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在我国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世界同期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工业“从无到有”，并形成体系。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党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铁路、交通运输发展较快。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通行里程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路网骨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第四，掌握了电子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现代工业技术。
　　这些辉煌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而取得的。中国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未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耶鲁大学莫里斯·迈斯纳教授认为：毛泽东时代远非现代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贡献巨大

　　“非毛化”思潮的另一个重要错误观点，就是“背离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甚至诬称毛泽东原本就没有弄清楚，或许不承认科学社会主义。说什么“根据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言论和行动来看，毛泽东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也许他原来就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原理原则，或许不承认有关的原理原则。实际上他是以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了。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是 “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且必须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巨大指导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中，仍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在领导修改党章时，又明确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写了进去。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更为繁重、艰巨和复杂，不仅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本领，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努力学习和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指导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工作。“只有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二）努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的社会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并不是很高，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党员数量大大增加，但党员成分复杂，理论素养不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从1949年底的450万增至1956年底的1200万左右，其中，农民和工人党员人数合计占比达到80%左右，大部分党员的理论素质有待提高。第二，党内经验主义倾向重新抬头，危害甚大。他们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乏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是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的根本原因。第三，党的理论建设的内容和方法未及时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既要注重通俗性，更要注重理论性和深刻性。显然，当时的理论状况不能适应党的理论建设的需要。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号召，要在全党兴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 他尤其强调：“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宣传、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一定要联系中国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研究，而不能照搬照抄；二是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是把学习理论与学习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既要提高理论水平，也要提高业务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发出了宣传、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努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
　　第一，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实践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实际，尤其是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工作中的弊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有益的警示。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四五月间，经过充分调研，为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吸取苏联教训，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前五条主要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经济建设服务；后五条主要强调要处理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服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初步但又比较清晰的思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发展，1953年底，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质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即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使二者相互适应、协调发展。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循序渐进。第一步，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和平赎买，即有偿地、逐步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并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三，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一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基本矛盾。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正是这两对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过，它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方式一般是和平和民主的方式。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三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占据主要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些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具有独创性的贡献。
　　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科技发展
　　“非毛化”论者诬陷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毛泽东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和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十分“无知”，等等。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派胡言。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我国“一穷二白”、经济科技极端落后的现状，毛泽东以其伟人的远见卓识和紧迫感，高度重视科技，学习科技，领导科技，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一系列关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指出：第一，科学技术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避免再挨打的重要保证。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第二个原因还没有解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发展科学技术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第二，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它能够改革劳动工具，改善劳动技能，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劳动效率，全方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关键。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在“四个现代化”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是其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只有实现了科技现代化，其他现代化才能实现。
　　关于科技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提出，要努力接近与赶上世界科学发展的先进水平，建设现代科技国家。1956年1月，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他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1957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一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奋斗目标。

　　关于科技发展的原则，毛泽东强调：一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跨越式发展的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 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是后发国家，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包袱，可以把世界上最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学习过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统一。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但也应当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等。当然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结合中国实际地学。1960年，当苏联撕毁援助协议撤走专家以后，毛泽东坚决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导弹等尖端国防科技项目。三是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毛泽东认为，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革命是技术革命前提，为技术革命提供制度保障；而技术革命则是社会革命的动力，为社会革命提供物质保障。他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关于科技发展的路径，毛泽东认为，最主要的是学习和钻研。首先是学习。1956年2月，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 同年4月，毛泽东又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学习，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 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科学技术。其次是钻研。钻研是拥有科学技术的另一途径，有钻研才有创新，才能拥有自己的科技。1955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1962年7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研究，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在工作之暇，应认真研究一下，通过研究，掌握更多知识和科技。
　　由上述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科学技术，毛泽东绝非“非毛化”论者所抹黑的那样“一无所知”。事实上，他的科技思想非常丰富、系统。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路径等都做出了深刻阐述，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四个代表性的错误观点之外，“非毛化”思潮的错误观点还有很多，这些观点同样是捏造事实，歪曲历史，居心叵测，用辱骂、诽谤、泼污、造谣等方式“妖魔化”毛泽东形象，贬损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误导大众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作者：张远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1期）

转引自：思想火炬 2020-03-21 09:44:00
对“非毛化”思潮几个代表性观点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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