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从侯方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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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侯方域说起
田家英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
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 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四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作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不过侯方域究竟是一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晚年写作虽处处在避免触着新主的隐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转,但也还有一二精辟的意见。比如在《与李其书》,论到统制言论的问题: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犹存,则其乱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日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
这意见是大致不错的。古今中外的史实都在证明,临到国破世乱,民族在生死中挣扎时,我们常见的倒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近一二年来,国内言论的道路不正是愈来愈为险窄,也愈来愈为魑魅吗:不准写,不准看的明法暗规很多很多,坚持抗战进步的文字被删削到不知所云,人民的喉舌在重压下面,萎缩干枯以至于死。收买,威迫……一切昏愦无耻法宝的使用,正在“方兴未艾”呢!
而这,还有“以宣传对宣传”的一面。——其实不稳当的言论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难发行,那里还有“宣传”可“对”,应当叫做独家专卖了吧。就以近两月的来看:有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题目之下,大家谈梦说幻,写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车兜风于绿荫蔽行的大路之上,卧躺椅喝冰琪琳于斗室之中等等之类。有的正在研讨中国作家中那些属于“技巧派”,这回连“汪政权”下的文化小狗穆时英的大文也捧出来“示范”。除开“艳史 ”,“秘闻”,身边琐事,那“经国大业”是:有的写作“中共党史”,结论自然是共产党历史太不清白。激进的主张:“先瓦解八路军,以后扫荡边区”。稳重的在“从历史的叙述,政策的检讨,以及革命性质的分析中”,“证明中共参加国民革命而又破坏国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最后解决外,没有其它办法”。嘁嘁喳喳,说是在说“良心话”了,其实真使人分不出人言还是鬼语。翘起一条尾巴,算做一面大旗,萃聚几名同类,便有书报期刊,冲杀上阵,浩浩荡荡。……这样清议不存,鬼论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却未便明言,他只客客气气地带过一笔:“夫门户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参加过明末的“门户”“水火”,这里自然有点“忏悔”的意思。其实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恋着自己的权势;防制蚁民翻身,需要设备格杀异端的绞架,维持秩序的监狱,也需要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付“纷歧错综思想”的方法,是与防制异己的政治同时存在。
结果是弄到青年学生无书可读。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说:“青笈之悬,士论诋之。”这说的是阮大铖得势之日,禁止复社文字流布,自己却“付梓”了许多文存,但当时士林都以案置这类文籍为耻。若干年来中国人在欺骗愚弄之下,从别人说谎、自己受欺中间,已经生长成了智慧和聪明,已经具备了生存的起码常识:凡他们惧的、骂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们的傥论与正言。
深夜烛光摇曳中,偷读禁书的青年很多,到官办书坊购买几册的却是太少。尽管编辑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来接到香港以及国内各地来信很多,读者爱护之深,使我们感愧”;订费一再跌价,“减轻读者负担”;其实那怕贬价到零,派订还附送画报,也难博得阅者正眼相视。表面在故装热闹,骨子里的空虚和荒凉是显然的。
——原载1942年1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至1966年。。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曾言“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右倾”。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被揭发有“右倾”倾向和言行。会上曾表示,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19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包产到户”,并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评。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1966年初,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于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争议,一说上吊身亡,一说开枪自杀,一说他杀。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中说:“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作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引自:《汪东兴交代田家英死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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