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已越来越成为衰落中的乡村的历史记忆(转载)
2016-09-23 00: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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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引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19/07/1724486_5289987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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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文︱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

  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干休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

  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

  “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

  “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附录一:

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文︱湖南大学老师王君柏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思客》


  2015年7月下旬,笔者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1.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

  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

  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

  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

  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

  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大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敬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

  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的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废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

  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

  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

  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

  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

  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

  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

  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9.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

  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

  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

  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县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

  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

  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附录二:

一位公务员的“扶贫手记”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


  去年10月17日中国扶贫日到来之际,新华社播发一位公务员的“扶贫手记”三篇,该作者是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务员,刚刚一个多月的工作经历,让作者对农村贫困面貌、致贫原因有了全方位的了解,通过他的思考,也让更多人对贫困地区发展症结、如何扶贫等有更多元的认识。

  初到吉兴村,这里的贫困让我心酸

  2015年9月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单位领导的带领下前往哈尔滨市木兰县吉兴乡吉兴村报到,担任吉兴村第一书记。

  吉兴乡是木兰县一个重要农业乡,吉兴村是吉兴乡政府所在地,下辖3个屯:洪兴屯、大灰堆屯、乔家屯,人口3000多人。

  初到大灰堆屯,屯里的环境很差:进屯的路边沟里都是猪粪,旁边养猪户任由猪粪流到大路上;房屋参差不齐、新旧不一,大部分是泥草房;村民们三五成群抽着劣质卷烟聊天,蓬头垢面的孩子在打闹玩;有只小狗,就拴在门口的栅栏上,喂食的碗是个摔坏了的水缸底……

  从屯长那里我了解到屯里目前有1300多人,平均每人2亩半地,由于土地少收益有限,大部分村民会在农闲的时候出去打工,但大多是体力劳动。村民生活大都很拮据,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水利设施薄弱,村民们基本靠天吃饭。

  我看到村里坐着一位后背稍驼的老汉,身边依偎着一位穿着破旧毛背心的老奶奶。他们家有两间茅草房,屋里有药味和霉味,外屋生火做饭,里屋休息。两床旧被子整齐地叠放在一起,桌子上除了日用品还有“堆积如山”的药盒子。

  从交谈中得知,老两口患有肺病多年,经常住院。家里一共六口人,还有儿子、儿媳、孙子和孙女。10岁的孙女患有自闭症、忧郁症,为了让孩子上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儿子和儿媳到哈市打工。孩子治病已经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而且欠了几万元外债。由于近几年基建不景气,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儿子收入时断时续,现在已回到家中准备秋收。

  在了解情况后,看着朴实的村民,我真的有些心酸。而在随后的走访中,这样的贫困家庭比比皆是。屯里退休的老书记谈到基层党员本领较弱,当不了带领农民致富的“排头兵”;一位张大爷讲述了儿子结婚家里负债数十万,老伴和儿子、儿媳都一年没有回家过年,只为打工挣钱还债;年轻辍学的青年,生活迷茫,无所事事,生活没有规划,没有致富的愿望和信心;村里较年轻的媳妇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在家长里短中消磨掉大把空闲时间……

  回到住处,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贫困村的“穷根儿”在哪儿?

  早饭过后,大家就大灰堆屯贫困原因进行了初步讨论,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贫困原因,我来到大灰堆屯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屯道上,我遇到了早起收拾庄稼地的李大叔。李大叔今年45岁,家里共有6口人,10多亩地,加上租种亲属的,一共种80亩地,作物是玉米和水稻,初步估计今年毛收入4万元左右。

  家庭收入的来源主要是李大叔、李大婶和儿子,但近几年工地上的活儿少,打工时间不固定,收入也不固定,土地对他们十分重要。李大叔说,虽然省市县乡也派种植专家进行过培训,但是由于没有一条龙的服务链条,大家都不敢尝试。

  话别李大叔后,我在屯路口遇见了几个15-20岁的辍学小青年。由于年纪较小,家里不放心让他们出去打工,除了农忙时帮助家里干活,其他时间基本无事可做。当问到有无打算送孩子上技校、职校时,一位孩子的母亲苦笑说:“曾经借钱送孩子去哈市进行职业培训,可是孩子不争气,吃不了那个苦,加上家里有病人,就让孩子退学了,寻思等几年给他娶个媳妇,我也就放心了。”大姐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孩子迷茫的眼神,实在是令人痛心。

  屯里的退休老支书李大爷谈到屯里的基础设施时说,屯里没有水泥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村民下雨天都要穿胶鞋出门,他亲自带我去了屯里的卫生所和因资金不足至今没有动工的文化广场。

  走访下来,归纳一下,导致大灰堆屯贫困主要有几点原因:党组织涣散、思路不宽,党员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劳动力转移单一,男人打工靠劳力挣钱,有劳动能力的妇女空余时间较多;政府政策红利贯彻不到位,流于形式,没能做到打通服务村民的“最后一公里”;资源整合能力欠缺,缺少整合大学生力量的带头人;年轻一代生活迷茫,没有自己的生活规划,只能依赖家庭;卫生医疗条件较差,屯内没有卫生所,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百姓在买药的时候基本无法报销,无疑增加家庭负担;村民观念陈旧,不愿改变,缺乏脱贫致富门路。

  在回去的路上,我因种种问题心情低落,但是我始终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扶贫应无怨无悔地往前推进。

  扶贫先从“扶人”开始

  在各级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吉兴村部分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由于东北气候特殊,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作物,村民有很多闲暇时间。经单位领导介绍,我前往哈尔滨市总工会农民工培训中心,与他们就养殖、编织、烹饪等村民能够接受的技能达成合作意向,明年4月起组织村民培训,逐步摆脱依赖体力致富模式;在朋友帮助下,及时了解农民工用工信息,与知名企业对接,对口培训、对口就业,初步与哈尔滨食品有限公司达成用工协议,转移劳动力数十人;通过对曼哈顿、马克威等小商品市场里十字绣、中国结等针织品销售市场的联系,并着手与超市、商场对接,让村里的妇女足不出户赚钱增加收入;邀请黑龙江省职业学院老师挨个做村里辍学孩子家长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减免了一部分学费。现在孩子们在学习汽车维修,效果很好,我也时常去哈尔滨看他们。

  从吉兴村走出的大学生大都分布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学校,此外还有省外的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所学的专业有桥梁设计、金融、园艺等。通过建立“吉兴村大学生联系群”微信平台,定期发送大学生就业、创业以及村近况的消息,期待他们关注家乡、回报家乡。

  针对大学生创业者,我积极联系省科技厅和银行,争取政策、资金倾斜,并带领大学生们前往创业中心“云谷创咖”实地考察;积极联系外出务工中比较成功的老乡,比如种粮大户、公司老板等,通过政策引导、投资优惠等吸引他们反哺家乡,在家乡创业。

  项目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也是农民增收的直接抓手。通过政府文件和网站信息,我了解到阿里巴巴公司正在开拓农村市场,便联系上阿里巴巴东北地区运营商,期待通过他们把吉兴的特色农产品,包括粘苞米、水稻、杂粮等绿色有机农产品推销出去。在乡党委、政府帮助下,我做了吉兴乡招商指南,与阿里巴巴的交流非常成功,目前正在筹备项目落地。

  与河南商会接洽时,我重点推荐了我们村里的猪、牛、鸡等养殖业,向河南双汇集团等食品加工企业作了重点推介,现在正处于评估阶段,希望借助食品企业打造吉兴村养殖业产业链。我还借助五棵树村建立的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惠丰平台,为村民肥料提供平价销售、低息贷款等便捷优惠渠道。我帮助有意向的村民注册了平台账户,并对村民信息做好保密工作。

  村里上岁数的老人基本都有老年病,肺病、心脏病、哮喘等非常常见,医药费开销很大也是导致村民贫困的一个原因。我利用休息时间,从网上摘抄了一些疾病的预防知识,通过小册子或者广播等进行宣传,增强村民防病保健意识。我还牵线在省城信誉好的连锁药店给村民买了一些平价药。希望下一步能够与哈医大、黑龙江省医院取得联系,邀请医护人员来村为村民问诊、治疗。


(两则附录分别辑自两篇同题主题帖:《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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