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日本人写不一样的中国史

         2016-07-20 

引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720/20/202378_577113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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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崎市定最为出色的叙说，是从接近经济史观的立场，他用“景气”来构建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变化，景气与否决定着王朝、帝王、生民的命运。

　　我读过好多种中国史，从最初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到范文澜版《中国通史》、白寿彝版《中国通史》，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到《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徐中约的《中国史》，但最近读完的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很独特，有意思，非常吸引我。

　　在这本娓娓道来的历史书中，什么内容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觉得有意思吸引我？

　　合上书我让书中的内容闪过我的脑海，大致梳理了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文明社会是怎样产生的？

　　在我过去印象中（原谅我知识的不足）的中国史家对于这一历史的叙说，基本都是自发产生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凭中国一己之力产生的，对于文明的叙说，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

　　但是，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与人类文明社会之间有着高度关联。

　　宫崎市定认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铜和铁都发明于西亚，随后传到四面八方。

　　当然，远古时代文明的传播，不像今天，就像火的发现并被人类广泛使用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如果接受中国文明是受其他文明影响产生的观点，这多少可以对我们高度自信的领先于世界的古文明观有一点点修正的意思——宫崎市定从中国文明的发生，一直到近世文明，都是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演变的背景下来讨论的，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最后渗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受先进文明影响越早，后面的发展变化越快。

　　第二，宫崎市定对于历史的时代区分法也有意思。

　　宫崎市定在前辈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把历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从太古至汉代，中世是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近世则是宋至清亡，最近世是中华民国之后。

　　每一个时代，都各有其特点。比如古代，宫崎市定认为是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到古代帝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在古代中国，是经济的发展，是技术的稳健发展，资源的开发，商业得以扩大。

　　中世时，古代相对自由的人际关系，变成了贵贱的阶级固化，身份制社会形成，同时中世也是经济上的退化和恶化的时代，宫崎市定沿用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认为中国中世的政治形态是贵族制度，领导社会的不是皇帝，而是贵族，同时宫崎市定认为，中世也是异族入侵的时代，因为中央政府衰弱，能够动员的人口减少，贵族追求私利并对政治缺乏关心的必然结果。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向来引以为豪的盛世唐朝，宫崎市定说“唐王朝的出现也并非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被称为汉人王朝，其实相当于异族化的中国——当然隋唐起家于异族的武川镇军阀体系，这本身就是历史事实。

　　近世中国开始的宋朝，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宫崎市定认为不仅是哲学文学等精神文化，也包含着社会组织的进步。从宋朝开始，近世的士大夫阶级取代了中世的贵族，士大夫阶级无论是什么身份，诗人文人，一旦从政，都是财务官僚，不懂财政的一个也没有，中国从武力国家进入了财政国家。

　　第三，宫崎市定最为出色的叙说，是从接近经济史观的立场，他用“景气”来构建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变化，景气与否决定着王朝、帝王、生民的命运。书中颇多笔墨叙说了盐、铁器、煤、运河等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生产生活要素的价值，以及货币的作用。他对于这些技术的运用以及工程开发制度的采用，不是一次性地笼统矜夸其价值，而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应历史事件来说。比如运河挖掘的价值，比如科举制度的价值，等等。比如都市国家时代，盐铁都是决定国家强盛称霸的重要资源，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盐之于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一直存在，历朝历代通过对盐的控制，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左右了王朝的财政，底层的谋反许多也与此有关，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王朝的命运——在写到红军被迫逃往长征时，他还带了一句“红军苦于食盐不足”——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镜头，在1949年之后，仍然是。中国人吃盐的成本竟然是那么的惊人，秘密就在于此——很惭愧，尽管读过盐铁论，但盐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我是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才彻底明白的。

　　第四，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宫崎市定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从历史背景出发，从这些人物施政的策略，而非道德方面，来臧否历史上的人物，比如王莽、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秦桧、贾似道等，颇多同情之理解。有些类似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近似。

　　第五，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宫崎市定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见的通史。

　　这一本《中国史》中，宫崎市定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存在，他提到符合农民起义特征的只有一例，那是明英宗时期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其他历史上的那些我们认为的著名的农民起义，在宫崎市定看来，都不算，那些叛乱基本都与军人、走私分子、秘密宗教结社相关，是失业者为主的——陈胜是卫戍的军人，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教核心群体应该是交通运输业人员，王仙芝黄巢都是黑市商人私盐贩子结社，韩山童刘福通造反是以失业者为主的秘密结社成员，方国珍张士诚都是私盐贩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叛乱领导者的典型代表，在宫崎市定看来，他们都不是农民——“叛乱要成功，事前必须有广泛的联络，所以利用交通网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才是叛乱最合适的巢窠”。这个角度，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与日本乃至世界对于农民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吧。

　　宫崎市定的这部《中国史》，是一本面向普通人的通史性质的通俗读本，但与我们国内对于通史的叙说有很大的不同，观点常有独到之处，却逻辑缜密，文风平易。而面向普通人的通俗读本，叙述其实需要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对于大历史学家来说，历史资料的掌握相差无几，但从类似的资料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不仅是视角，文化背景，研究方法，还有勇气，尤其是学术独立的勇气和尊严——如宫崎市定在总论中所言：“为了保持中立，精神的自由不可或缺。”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1901年8月20日～1995年5月24日），日本东洋史学家，战后日本“京都学派”导师，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之一。
　　宫崎市定的正确日语名为“宫﨑市定”，由于“﨑”在日文印刷中十分不便，因而多以“崎”字代之。他生于日本长野县下水内郡秋津村（2009年改为饭山市）静间。早年毕业于秋津小学校和县立饭山中学校（即长野县饭山北高等学校的前身）。1919年入新开设松本高校（现在的信州大学）文科一类学习，同校的晚辈生有后来的著名东洋史学家曽我部静雄和仁井田升。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专攻东洋史。
　　1932年“一·二八”事变，宫崎市定应召入伍，任军马厂厂长。1933年退伍回国，返回京大。1936年2月赴法国留学，入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1938经美国回国。1944年5月任京都帝国大学（即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赏。1960年10月赴法国任巴黎大学客座教授，后回国。不久又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国。1965年于京都大学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德国汉堡大学和鲁尔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获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ジュリアン赏”，198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奖章。曾获日本从三位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宫崎市定对中国学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尽管当时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学界被定为“资产阶级史学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内部出版了《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两卷，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和史学专家的参考读物，可见其东洋史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之一貌。而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频繁引用。司马辽太郎、谷沢永一、向井敏、松本清张、米长邦雄等史学界之外的著名日本作家，都是宫崎市定的书迷。而他执笔的面对一般读者的史学概论书，在日本广为畅销。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结集为《宫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别册1卷，共25卷，岩波书店、1991 - 1994年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B%E5%B4%8E%E5%B8%82%E5%AE%9A/10900080?fr=aladdin

朱学东，男，传媒专家、学者，是国内资深的平面媒体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北京印刷学院教员。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曾多次参与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传媒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

乐天蓝鹰：至2017年8月9日止（自6月中旬起），通读了一遍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 瞿柘如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觉得不错，但说不出其然所以然，于是从网上搜索得本主题帖《朱学东：日本人写不一样的中国史》，似说出了可以引为经典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