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和评述文革的两篇资料(转载)
2016-09-05 23: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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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佚名:关于文革的四点分析

  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3572c30102w2v1.html

(2)英国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引自: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1014/14018129_0.shtml


(1)

佚名:关于文革的四点分析


  一、 无论如何,中国历代开国领袖都大致面临两个最基本任务:第一,开国;第二,在建国中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

  建国后,你所谓的“清洗战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政权的和平转移给下一代领导人,但这个人到1956年八大前后,从理论上看,并且从中共的制度安排来看,就不应当是刘了,而是至少要比毛小十岁以上的下一代某个或几位领导人。中共党内军内对毛本人都已彻底服了,但候任者是谁或该是谁看法不一致,各自都有想法,许多长期主政掌军的人也还有自己的人马班底。

  这是个大问题,按理说应当,但根本无法靠选举、民主和程序来解决。问题所在,不光是大家都是打仗出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死亡竞争中的获胜者,更重要的就是,毛一再指出且一直努力用党性和现代性予以纠正、弥补和规训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优点但也是弱点——“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个农民革命很重要,它不可避免带有农民的印记。包括一进城一当官一掌权就容易腐败,这一点直到今天都仍然屡见不鲜,甚至更加显著了,包括台湾的陈水扁都算是例子;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生活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比较抽象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更喜欢跟人,而不是服从组织或路线,服从的组织和路线其实就是他信服的领导人的路线和组织;这种农民的实用主义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好处,也是中国革命的弱点。这一点在当时各路大军中的口号中都有反映: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跟着某总就是胜利”的说法。毛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毛选的开篇之作)到之后的许多文章如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若干错误思想》,等等,都反复强调要纠正党内军内的这些问题。并且也确实有所纠正,党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战争年代,由于有生死攸关的外部竞争,对日和对蒋,也由于各自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并在各自范围内都说一不二,因此个人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各个宗派山头的问题还不严重,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屡屡出现。而建国后,大家都要整合在一起了,如何处理这些个人地位、山头问题,包括谁是未来党和国家的继承人,这就成了党内大问题了,许多人都想争,即使自己不想,其一大队部属也都会推着他们的代表人物,地方领袖,去争各种地位。

  因此,一定要注意,建国后,一直到毛去世前,甚至他去世后的头几年,所有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概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试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你还真不要以为这是毛的判断错误,或是毛时代的公式化概括。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证明这个判断一点不错:华国锋马上抓了“四人帮”;而邓在表示愿在华主席领导下做点工作之后,一年半就通过以胡耀邦等为主的一批亲信,以大量不实之词(可参看前年中央对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讲的事实与79年整华时的相关事实)批判华,终于成功改组了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以邓为核心的(这是10多年后他自己说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完全支持华抓四人帮;也完全接受邓掌权,支持改革开放。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在,或是没有,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对自己身后的问题,看得很清楚——若有谁说毛老糊涂的,其实更可能是他从来就没有清楚过!

  但这就是毛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不能不管的。请注意,这些人在竞争中产生的矛盾都不是针对毛本人,事实上所有的竞争者都尊敬他,无论谁接班,都肯定要打他这面大旗。如果仅从私心来看,毛似乎完全应当不管。但问题是,这会从根本上威胁甚至完全摧毁中共追求的事业,不错,你是开了国,但是,只要这个政权没能和平转移,还是要打仗,那么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建立,就可能是“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而诸多农民革命的领袖就可能变成张献忠,朱温这样的人。那毛和这个党的事业就等于前功尽弃。

  无论于公于私,因此,这都是毛不可能允许的,不能容忍的。必须削藩。建国后,52年,五马进京,以充实中央机构为名,取消各大行政区,就是为了防止割据的出现(这一点梁漱溟在其回忆录中都看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是我们知道的,53年,红区系统的人,打仗出来的人,首先是高、饶,间接地还有彭、林,不服刘和以48-49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主要是刘的人,包括薄一波、安子文等)组建的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加强党内团结,毛是支持刘的,但对处理不当,导致高的自杀,也是很有意见的。

  1958年,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认为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读,只是其中论太子(培养接班人)一节近于迂腐。《治安策》说的就是如何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如何维护国家统一。毛也还多次以各种方式讲到,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而这个派都是可能分裂的派,不是一般的派。

  后来的诸多问题,诸多运动,其实都与此有关。这就要讲彭总了。尽管彭总只是其中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之一。

  二、彭总庐山会议上发难是针对谁?

  许多人都傻傻地以为,是对着毛;一些明白人也装傻,揣着明白装糊涂;因此毛就被骂的要死。其实不是。他的信是写给毛的,指责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批评相当直接,尖锐。但想想,会有谁这么在政治上批评主席的吗——即便是彭德怀?他显然是批评的是其他人。彭后来也抱怨说,我只是写给你(主席)看的,你为什么要批转全体中央委员(大意如此)。从彭信中的直言来看,从八大之后中央已经分为一线和二线,中央已经由刘邓实际主持工作来看,以及从毛当时已经采取并且彭也知道的一系列反浮夸措施(尽管后来看还很不够)试图解决问题来看,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彭希望或是要求毛出来解决问题,他的批评才那么直接,并且才会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高度。但问题是彭希望毛出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但若说是“事”,中央当时已经在着手解决;因此,在毛看来,在中央其他高层看来,从彭信中透露出来的,似乎或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刘当时在中央一线负责,也刚刚(当年4月)接任了毛的国家主席职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毛会对彭和中央委员会说:你61了,我也66了,我要准备后事了(请看李锐的回忆录);会说:(有些)“常委都怕你”(当时常委是7人,毛周朱不可能怕,陈和林当时基本是与世无争,也谈不上怕,因此真正可能有点怕——更准确地说,也许是忌惮——彭的,估计就是当时在一线的刘和邓,尤其是从未掌过军权的刘);才能理解聂荣臻和叶剑英流泪劝说彭:“主席在你都这样,主席不在了,谁管得了你呀”(这都见于李锐——仇恨毛的右派——的回忆录)。黄克诚也曾回忆早前就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由此,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对彭说了一句,如果不了解前后的背景,似乎很不着调的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也才可以理解62年7000人大会上刘说庐山会议反右倾谁都可以平反,唯有彭不能,并明确说因为彭是和高饶一伙的(请看杨尚昆的回忆录)。相比之下,反倒是毛65年在请彭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说了句公道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没人能说出这个“真理”究竟是指什么,除了大跃进的问题外,我甚至认为,也许还包括毛认可了彭对刘的看法。

  因此,59年庐山会议,如果说“清洗”了彭,主要是在党内高层看来,彭的行动完全是针对刘来的,你彭一向是主管军事,也只管军事,现在突然干政,并要求主席出山,这实在令人可疑;这不是说你彭指出的问题是假的,错了,不对等,甚至恰恰因为你指出的问题是真的,对的,是有理由挑战这个中央领导的,并且引发了中央委员会的纷争,党内可能因此分裂,这才是大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共内的军队红区系统对白区系统的又一次挑战。

  若说清理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彭是不大按常理出牌的人,历史上看,一直是党性不算很强,但个性更强的人。这样的人直率,但并非真的是没有完全没有心计的人,不但容易做事过火,甚至会下手特别狠,而当时还掌握军权,这就会让党内所有人都得小心,“政治局常委都怕你”——怕一个委员,为什么?因为他掌握军队。最典型的,令人不可能忘记的是,井冈山时期,朱毛下山打仗去了,让他和原来当地的绿林人物、已加入红军的王佐和袁文才共同守山头,叮嘱他要团结;但彭不放心王和袁,但在毫无任何证据表明王、袁二人有叛变嫌疑的情况下,以请吃饭为名,将王袁二人杀了;这令朱毛痛惜不已。对同志都能用这种手段的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没法子不怕,何况,自朝鲜战争后,彭一直实际掌握军权。

  如果光是历史,也还好说,现实是,自实际主政军队以来,彭因长期主政一方,说一不二,很难同军队来自各路系统各个山头的的高级将领合作共事;事实上,问题已经不是难共事,而是一直整人,整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你把2野、3野和二方面军的头头都整了,你得罪了多少将帅?你用与你关系密切的黄克诚当军委秘书长把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架空了;训练总监部(仅次于总参)那边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张宗逊这些部长和副部长,分别来自各个山头,刘、萧、李被打成反党(反彭德怀)集团,彭只相信自己在西北时的老部下张宗逊(张又侠他爸),其他各野的人你都不信,你这会让人怎么想?你让刘伯承这样厚道无争的人,这样的全军都尊重的人,公开检讨,全军的高级将领都不服的。

  不仅如此,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录,彭德怀骂周总理,对周发脾气,骂总理“像狗婆一样”,“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你连周这么厚道的人你都骂,还骂得那么难听,乃至于庐山会议上要操毛泽东的娘,毛也只能说要“满足彭的操娘愿望”。

  这并不是说彭是个坏人,事实上,彭是个很不错的人,但这还是足以证明他身上农民习气太重了;这也间接证明了我前面提及的,这个党的、这个革命的农民习气都太重了。今天我们可以赞美中共,也可以赞美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但一定要知道,他身上的这种前现代性,这种农民习气,这种桀骜不驯,敢想敢干,想起来什么是什么,什么东西干了就干了,干完了,觉得不对认个错以为就过去了,战争年代也就算了,和平年代,尤其在最高层,就不行了,弄不好就会出大麻烦的。想想,主席身后,万一他看不惯刘或邓或任何其他人,又重新想起来请人吃饭怎么办?!政治是必须往坏里打算,往好里争取。

  而且,就在此前两年,在苏共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中,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直接调动军队,帮助已经败了的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翻了盘。这件事自然引发了中共高层,包括毛,但显然不限于毛,的警觉。因此,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就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职位高于彭。

  回头看,彭批评大跃进无疑是正确的,他个人也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热爱人民的,甚至他身上的农民习气换一种说法就是永葆劳动人民的朴实本色或农家本色等等。但千万不要因为对彭的这些结论就可以得出结论,其他人和采取的措施都在绝对意义上错了。不要以为换一种褒义的表达,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就是优点了;这类表达“欺骗”了无数的人。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还必须说,我认为,当时党内高层都清楚庐山会议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批彭德怀,即便有人刚开始不一定清楚,后来也都清楚了。也知道彭德怀说的问题不错,但又都基本认为彭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也正是看到了党内分裂的危险,中央委员们才会支持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中央委员们都仅仅是迷信毛,没有自己的脑子。但多少年过去后,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毛身上了,知情人都不敢出来说话,都是赞扬彭忠诚,坚定,把问题的复杂性都简单化了,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彭)被一个坏人(毛)带领一帮傻瓜(中央委员)们整了。邓等当年的过来人也不出来把事情说清,让毛把各种罪名都承担了,而好处都自己得了(邓等人成功掌权了),甚至是中国社会和百姓得了(避免了战乱)。坦白地说,这样做人真的很是不厚道的!

  三、怎么看刘少奇呢?

  刘可以说是中共为自身最高领导准备的一个备用胎,在战争年代,这是必须的,否则一旦毛出了意外,群龙无首,就是大问题;同时刘也代表了白区的力量。因此,这就是后来高饶找到陈云、邓小平,想拱掉刘时,他们当中谁说的,好像是陈云,大意是,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一是陈云不认为高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二是即便刘不合适,也必须对这一历史事实给予适度或足够的尊重,这是全党的事。陈云是有原则的。

  为什么会不合适了?因为,解放后,这个备用胎,慢慢地,并越来越失去了意义了。因为最高层的安全问题不再是明显的威胁,而随着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年龄增长,备用胎的问题现在变成了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相近,其实根本不同——备用胎年龄最好相近,而接班人的年龄则必须拉开较大距离。毛刘周朱都是19世纪的人,尽管毛刘相差5岁,但仍属于同一代领袖,而接班人至少原则上必须是、只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比毛至少要年轻约10岁,这样党和国家才能避免因领导人年龄相近频繁更替而出现政治动荡甚至政治灾难。这一点其实党内高层基本都明白,例如邓小平得知粉碎四人帮后给华国锋写信就说“就[你华国锋的]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因此,这一点在八大之前就有了影子,有了邓(1904),53年就到中央当秘书长,56年改为总书记,还有陈云(1905),林彪(1907),以及刘少奇看重的彭真(1902)等,尽管彭真没能进常委。但问题是如何将备用胎成功转换成接班人的规划摆不平,出了问题。

  首先,刘不愿下,似乎希望自己从备用胎直接转为接班人。因为刘不算年轻,但也不算太大。但最主要的是刘手下的人不愿下,一个劲推刘;刘也偏重用他的来自白区系统的干部,主要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等人。这就一再引发了中共党内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人不满,因此先有了高饶(饶原来也是刘的人,刘扶植起来,打陈毅的;但建国后,中央政府以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饶在其中没位置,因此饶转向了),然后就是彭德怀。刘的问题是军队系统没有的得力人手,但据邱会作回忆录,刘拉上了罗瑞卿,说是允诺罗当国防部长,取代林彪。有没有这个允诺,实在不好说,但罗从1959年之后,就同刘少奇走得很近,甚至太近,是党内军内都很清楚的。

  这就引发了军队系统更深的不满和怀疑。中共一向都说1956年的八大开得很好。我也一直相信,但看了《邱会作回忆录》,才知道,党内的军队系统,特别是井冈山、一方面军,四野的人不这么看,他们私下谈论是刘把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他的人(大意)。邱的这种看法代表的是整个军队系统的看法,尤其是党内军内实力最强大的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这个系统,林彪这一系,或称之为毛的嫡系。因为有毛压着,他们不像高、彭那样直接跳出来,算是给中央和毛留一个面子。但毛百年之后呢?他们是非常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出身的罗的行为。再想想毛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因此,文革可以说不可避免。今天大家都说是毛发动了文革,也不错。但这个火是迟早会烧的,即便毛当时压住了,毛死后,一定会有麻烦的。不用细心,你就可以看到,文革初期,所有的显著上升和活跃的政治人物都是这个井冈山、红一方面军、四野系统的人,军委办事处里全是,中央起初取代邓小平位置的陶铸也是,文革初期的杨成武等人还是。罗瑞卿则是被当做“叛徒”被整了,毛想保罗一下,林都以沉默拒绝了。因此也可以理解罗自杀,摔断了腿,毛派的叶剑英和邓小平都没多少同情,叶写诗称“将军一跳声名裂”,邓戏称其跳了“冰棍”(直上直下的跳水),这令多少年后罗瑞卿的女儿点点仍然对叶和邓的话耿耿于怀。

  这就是中共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中共尽管用马列主义、党纪来整顿党,提高党性,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农民革命的影子始终存在,难以避免。完全的不看人也不跟人的政治,或法治,还不可能。

  毛的问题因此是怎么办?留下一个看似平和的格局,他死后就天下大乱?还是把这些难题逐一解决?但一定会背上多年骂名,什么兔死狗烹,可以同患难不可共富贵,以及清除战友的说法。包括全面削弱林彪的势力,这其实是毛的嫡系,因此引发林彪事件。但如果不削除林彪的势力,留下的会是一个军政府,就算领导人年轻一些,但治国的能力可疑。

  即便如此,邓二次复出时,毛还问过邓,自己死后会如何,邓说会天下大乱,因此毛才决定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不准带人,不再兼职地方,并立即服从命令听指挥,还有就是让邓在军内搞整顿。

  注意,毛在建国之后最打压的力量其实是党内最大的力量,他从井冈山时期塑造的力量,军队和根据地的力量。高,就不说了;从59年彭,65年的罗,71年的林,井冈山起家红一方面军的三个最主要代表将帅下去了;除了先后去世的,其他先后因此出局的重要高级将领还有杨成武、黄永胜等。因此,当毛去世时,留在最重要军事岗位上的将领,反倒是当年四方面军的将领,是邓小平指挥过的,如陈锡联,许世友,杨勇,秦基伟,以及后来的刘华清等地位稍低的;乃至我很怀疑,毛是否仍然或一直属意邓,否则为什么一直保留邓的党籍,同时又让邓稍稍远离这种政治斗争。

  而且,请注意邓当政之后,刘少奇的亲信人物,都恢复了名誉,也安排不低的职位,但没有一个进了邓的最核心层,包括彭真当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当国家主席都没进政治局常委。因此,邓从来不是,一直也不是刘少奇系统的;邓其实一直是毛的真正亲信,历史上被毛派去刘伯承领导的四方面军那里当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委书记(尽管仗他并没打多少),处理高饶问题,建国后马上到中央实际主管党务,并且鉴于国务院的工作是要请示书记处的,因此邓实际管的事也包括了政府事务,换言之,周总理是要向他打报告的。毛因此1959年就公开讲,“我是正帅,邓是副帅”。尽管邓的儿子在文革中受重伤,但那是群众运动中受的伤,邓本人和其他家人在文革中没有受过什么苦,甚至邓没有挨过批斗——我至今没找到一张邓挨红卫兵或其他人批斗的照片。而林彪一死(71年9.13),毛就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年1月10日),但参会中的最大的事就是对陈毅妻子和孩子说,要让邓出来工作。周当时就告诉陈昊苏等要把这个消息向外散开,向全党和社会透出邓要出来的风。

  四、最后,说说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

  如果回顾历史,我觉得,毛很可能恰恰就是要用这两个没有政治根基的人作为鹰犬来解决前面分析的中共高层面临的政治难题。毛面对这些问题其实邓都明白(毛死后会“天下大乱”,华国锋当政可能会有“15甚至20年的政治稳定”),有些问题可以让邓来做,邓也有能力做;但有些,恰恰不能让邓来做,做了,邓就一定完了。这些事就必须让一些来自更下层的没有自己队伍的野心家来做,只有他们才可能无所顾忌,急于打破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并且因为他们的不择手段才能打破。但他们最终没有实权,没有形成自己的从上到下的派系,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容易摆平的,不会有太多牵连。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其实已经有过一次了,这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批人文革开始时,都红的发紫;但仅仅三年,当刘少奇下去后,这些人就都下去了,接着70年,陈伯达也下去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即便他们三个加上王洪文都进了政治局,甚至两位常委,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实权,除了在上海外,没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毛早就说过,自己死后,江青一定会同其他人闹翻——毛是预测到江等人的命运的。事实上,四人帮这个概念就是毛75年说出来的。

  注意,中共党内的人,只要没有帮派的人,哪怕与毛意见再不一致,也不会出问题。陈云是典型,陈多年来一直不赞同毛的许多主张,7000人大会上,毛点名让他讲话,他都不讲,但没事。陈毅,叶剑英在文革问题上也同毛对着干,但也没事。粟裕解放后被彭整了之后,离开军队,也没事。与此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高层人物,例如叶,聂等。

  还有一点,所有这些挨整的人都是靠近核心的相对“年轻人”。朱老总,董老,林伯渠,刘伯承,等党内军内重量级人物,只要年龄足够大(事实上刘伯承仅比毛大一岁),就没有什么事。为什么?因此并不存在你说的“清理战友”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清理战友,就一定不限于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彭德怀小主席5岁),换言之,一定是不论年龄的而只论战友。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常识。不为别的,只是想说,你说别人是“恶心文章”是非常过分的;而你说毛“清理战友”,“疯狂打击”,“建国后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非常疯狂的空想,非常非常疯狂的空想”,“浩劫,时间长达近20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胡言乱语。至于你“所幸中国共产党自我矫正的机制仍在……等毛驾鹤西去,这个党才再一次能够转变为一个与新时代相适应、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和坚强柱石的作用”则完全为某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添砖加瓦,评功摆好,完全否认了前人,成功者和失败者,得益者或失利者,为这个国家的复兴以各种方式所做的贡献,这种奉承当下的言辞实在有点令人恶心,即便你无此用心,但因为你完全不顾历史,也还是在吹牛拍马!


(2)

英国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发表时间:2015-10-14 13:43:50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5_10_14_337514.shtml


  (2015年)10月12日,颇受关注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京结束。这次大会的与会嘉宾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于13日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

  时隔15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85岁高龄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精神矍铄,近一个小时的讲座发言中,他向听众讲述了自己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疑惑,随后一小时的交流中,麦克法夸尔教授 一 一 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研究中共党史,特别需要注重历史细节

  麦克法夸尔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季刊》杂志主编,其代表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与费正清合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沈迈克合著)。谈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应该特别关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关系,尤其要注意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

  除了官方文献记载、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及地方史料之外,影像资料同样值得注意。麦克法夸尔教授举例说,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举行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留下了毛泽东与各位领导人的合照,唯独没有刘少奇,后来发现,刘少奇当时去了上海,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由此细节,可以判断,毛、刘二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而阅读文献资料时,对于细节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共发表的谈话文件中,所下的注释尤其值得注意,或许这里就能体现其真实想法。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讲座最后,麦克法夸尔教授说,谈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比谈论毛泽东本人更困难,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毛泽东没有自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收集过他写过的一些片段,但是后来并没有整理。这是一种欠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件好事。研究毛泽东,研究者应该思考当时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主要研究课题,围绕这个话题,听众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麦克法夸尔认为有四点原因:首先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再次,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令毛泽东开始担心在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特别不喜欢现存体制,在毛看来,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


【延伸阅读】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两个月前,香港小雨微凉。中文大学沈祖尧堂里,一批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历史学家围着圆桌,目光齐齐投向正在说话的英国老人。他们中许多是他的学生,其中多数是世界名校的教授。老人演说的时候不时展现自己的幽默感,逗得台下的人呵呵笑——在会议开始前,他们互相握手拥抱,气氛像是一场老友聚会。

  老人叫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专家,其“文革”研究更被视为学界权威。马教授曾是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年过80的他西装革履,正在台上介绍自己的著作,“文革”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第三卷中译本刚刚在香港首发。

  三部曲的第一、二卷曾在大陆出版,据马若德学生欧阳斌回忆,当时出版社未问过马本人就将其名字翻译成“麦克法夸尔”,“马若德”一名却鲜有人知,现在马教授的中文名片里,索性就用了“马若德”的名字,而将“麦克法夸尔”放到了括号里。

  研究中国,是为了找工作

  作为最早研究“文革”的学者之一,在“文革”刚刚发生的时候,马若德已经在关注它了。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他发表了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发表了第二卷,梳理“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1961-1966》发行,横跨23年。

  马若德将“文革”追溯至1956年,那一年里中国合作化完成,苏共二十大召开,随后的一系列事件成为“文革”的源头。最初,马若德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随后将重点转向“文革”。按马教授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在研究“文革”,一路关注“大跃进”、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突然就到‘文革’了”,一些他长期关注的领导人不见了,这引起了他对“文革”的兴趣,回望过去,他便看见了“文革”的起源。

  马教授说,最初的材料很少,主要是借着《人民日报》、《红旗》和广播等。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开放,今日若是再提笔,怕是可以重写这三部曲,不过他仍认为其中主线是正确的,新开放的材料也有许多支持了他的论证。马若德指出了“文革”残忍的一面,但也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

  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序言中,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现代史学家廖盖隆写道,马若德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分析,但又透过人际关系的表象指出建国以来中共领导层的分歧来源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不同认识,马若德搜集整理资料,从政、经、文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各个层次,其分析研究功力让人印象深刻。

  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三部曲曾获“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奖,表明这是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

  但马若德研究中国的初衷却很简单——是当年为了找工作而做的决定。

  1950年代,马若德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学习,受费正清指导,硕士毕业后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做记者,成为“初出茅庐的中国观察员”。年轻时,马若德想从政,在英国从政往往需要有工作经验,他不想像其他人,去做律师或者做教师,做记者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就算从政了也可以继续写文章,二者兼顾。英国的全国性大报集中在伦敦,当时业内有规定,新人要先到地方锻炼三年,之后才“或许能争取到全国性大报工作的机会”。这让马若德觉得前景不明朗,于是他想到一个选项,“就是懂些别人不懂的”,这样业内的人就不能说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三年所以拿不下工作。

  “而当时中国刚在几年前发生了革命,报纸似乎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决定研究中国,当时很少人研究中国。”

  马若德和纯粹的学院派不同,他在政界、媒体界、学界都有所作为。年轻时加入英国工党,做了议员,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做过BBC国际新闻节目主持人,也参与创办了至今享誉中国研究学界的《中国季刊》。马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曾提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前,也特意向马教授请教。

  在哈佛大学讲授“文革”课

  1988年,受哈佛大学校方邀请,马若德开设了一门专讲“文革”的课程,当年报读的学生多达千余人,正式注册800余人,由于助教不够,不得不用“摇奖”的方式,最后只选了700个学生,更要紧的是,哈佛没有那么大的教室,只好启用了桑德斯剧场。这个剧场一般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动用,比如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亦是马若德的学生,他曾撰文回忆道,“我见识了麦克法夸尔的口才,面对这么多人,他滔滔不绝,讲的内容精彩万分。”

  这门课陆陆续续开了20多年,已然是哈佛传奇课程。授课时,马教授必须在第一二节课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从秦始皇说起,介绍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再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史。当时的学生多是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特别是在马教授意识到这是当时唯一 一门所有学生都能选修的中国研究课程后,这种背景介绍显得更加重要。

  经历了首年的爆满后,1989年仍有700个学生,但1990年就只剩下500个左右,2011年仅200个学生。

  “人数在1989年后开始下降,也可能想上这门课的人都已经来上了,就没有学生来报读了。”

  事实上,马教授在2011年已经停授了这门课,在他和同事沈迈克合作讲授了两年“文革”通史《毛最后的革命》之后,他觉得厌烦了,“感觉自己像在背书,而学生们手头又有那本书,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其实我本可以用6卷书去写‘文革’本身。”但最终他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的建议,把通史压缩成一卷,他解释道,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针对学界人士不同,这本“文革”通史的目标读者就是当时的学生和大众读者,另外也考虑方便携带等因素,因而不得不处理成精简版本。

  实际上,在马教授开设“文革”课程的时候,美国市场上基本都是一些过时的“文革”研究书籍,特别是英文书,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和“文革”支持者基于预定立场的“文革”分析,导致课程使用的材料也有些过时,所以马教授与沈迈克教授决定利用现有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写成了一本通史。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一口纯正的英国贵族英语。采访当天天气有些凉,但他只穿长袖衬衣,把毛衣搭在肩上,毛衣袖子在胸前随意打了个结,坚持风度,直到采访中段才将毛衣穿上。采访开始时还十分绅士地提醒我录音笔放得太靠边了容易掉下来。在看了我为他拍的照片后,他笑着说,“嗯,我喜欢,看上去就像个中国老头。”

  “文革”不是个绝妙的运动

  南都周刊: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左翼青年乃至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文革”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这是不是对“文革”的浪漫化想象?

  马若德:我不认为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还会觉得“文革”是个民主的、绝妙的运动。他们的确这样想过,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对“文革”评价很高。

  1966年,越战越来越严重,很多美国年轻学者对政府很生气,开始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许多左翼团体形成。当时我在英国,但也知道这些。我想,这些左翼人士觉得美国的问题,就是华盛顿作为官僚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压迫外国人民,然后他们听说了“文革”,有个领导人尝试摆脱官僚体制,毛在解放人民,那么为什么这里就不行呢?

  南都周刊:现在他们已修正了自己对于“文革”的看法?

  马若德:在美国,这样的(浪漫化地认为“文革”是伟大的民主运动)人还是有一两个的,但是我需要很努力才能想起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如果人们在1966-1967年间看过香港报纸,他们知道有尸体沿着河漂到香港去,他们知道有严重的暴力出现,但左翼人士选择视而不见。但是“文革”结束后,当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指责“文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醒过来。生活已经告诉他们真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不愿意回想、承认自己支持过“文革”。

  南都周刊:您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当建到第二层楼时,绝不应该否认第一层楼的价值和作用。” 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马若德:包括60年代左翼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 这是一个基于分析得出的事实,没有“文革”和它带来的混乱,没有缺失20年的教育等,邓小平可能就不会醒悟。没有“文革”,中国可能会变成像苏联那样,官僚系统巨大,前进缓慢。

  我觉得她(裴宜理)是说,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尽管许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那时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我认为“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系统和经济基础结构带领着中国前进了很长一段路”这种说法是公正的,但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其实毛泽东不喜欢官僚体制,他在“大跃进”的时候把五年计划抛开。毛泽东在19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指导了新经济的建立,但这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差点被他毁了。

  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期间,我记得是除了1967和1974年,中国经济还是在发展,正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即使在危机和混乱中,普通人还是要讨生活。经济发展缓慢,但的确发展了,邓小平并不是从零开始接手的。他接手的是一个官僚盛行、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原来发展得不好,但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在过去三十年已经得到证明。他重新激活经济,启用一系列政策将中国带上新方向。在邓小平之前没有人说“致富光荣”,没有儒家官员这么说过,也没有共产党领导人这么说过。

  南都周刊:那么如果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您自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运动的?

  马若德:可以用毛泽东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坏事变好事”。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可以说,“文革”是今天中国处于改革中的原因,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改革,实现祖国繁荣富强,要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学习,因为他们已经缺失了20年的教育,而我们缺失了20年的知识。不管做什么,“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毛在1950-1960年浪漫并且错误地认为,也许给人民松松绑,他们会变得有创造性,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他们能自己发动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必须去组织。不过他的确有这个视野,我猜他想通过“文革”告诉党,看,这不是管理人民的办法,你应该让他们革命起来,让他们有主动性,自发性。尽管“文革”的方法很野蛮,但在某种意义上它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标。比起1950和1960年代,现在的人们更愿意站起来维权,争取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在这个层面上说,“文革”不只是触动了经济改革,也触动了更多的社会公民运动。

  中国人需要建立新的身份认同

  南都周刊:前段时间,大陆的左翼言论似乎活跃起来,让一些人担心“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当下一部分人会出现对“文革”的怀念?

  马若德:有人怀念毛泽东,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没有腐败,毛泽东很英明,大家一起穷也没有收入差异。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如果要摆脱官僚制度,需要借用一些“文革”的方式,破坏官僚制度的权力、打击腐败。腐败现在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如果问人们,你想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武斗、袭击公民么?我想他们很可能会说不想。多数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不想有动乱的,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

  南都周刊:“文革”的时候,我们尝试抛弃中国传统,但现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儒学受热捧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若德:毛泽东当时意识到了点什么并想抛开传统文化。但是他也认识到,要迅速抛开2000年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做不到的,尽管他努力这么做。尽管在“文革”期间受到压抑,但儒家思想、家庭观念现在还是存在的。我不认为儒家思想消失过,在“文革”中它受到压制,但转入地下。当朋友们互相背叛,人们认识到唯一能依赖的人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认为“文革”期间,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些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比如人文主义的思想。目前这些思想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受到鼓励,我也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自己的分析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采用的学说,是治国之方,也告诉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是将国家与人民联系起来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儒家学说远去,旧的意识形态又已经弱化,只有民族主义能够形成对人民的联系,“我们都恨日本人!”的确可以把人民和领导团结在一起,但这正是西方人担心的,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治国方式。

  人们在找寻一种意识形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尽管他们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忧心忡忡,但人民需要薪水、面包之外的东西。现在儒学受到热捧,是人们在找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指导。

 (记者洪玮 原载2013年4月《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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