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毛泽东在1976 最后的岁月(五)四·五“天安门事件”
2016-12-30 23: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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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 阅华国锋三月三日关于江青要求印发她对“风庆”轮问题的讲话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因江青讲话内容涉及到政治局同志的批件及提到送主席看过,所以我没有把握批印,可否印发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江青曾于三月二日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十二省、自治区负责人开座谈会,印发了她一九七四年在《“风庆”轮的问题》材料上的批示和批语,并在会上说:对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一直是有斗争的。第一次大的交锋,就是发生在“风庆”轮问题上。当我看到这个材料后,作了批注,并写了意见。邓小平当时表面上画了圈,但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我问他对“风庆”轮的意见时,他突然大发雷霆,大骂了我一通,最后指着我的鼻子气势汹汹地说:我要调查,我要调查!说完就扬长而去,搞得政治局会议都开不下去了。三月二日的座谈会后,江青将以上讲话整理成文字,并附上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批语,然后致信华国锋,提出报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并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一份。在给华国锋的信中,江青称“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3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华国锋、姚文元在座。

  3月2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劝阻强行登车来京人员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分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3月底至4月初 北京市民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从三月三十日开始,人们向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在张贴和传抄的诗文、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是谴责“四人帮”,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四月四日清明节这天达到高峰,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与此同时,天津、武汉、西安、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也发生类似情况。

  4月5日 圈阅毛远新本日晨五时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日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发生的事态的报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这次会议——编者注)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 “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必要措施。” 报告还说:政治局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五日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机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同日 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周恩来的物品全部清理,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从上午起,又有许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晚上出动民兵。下午六时半,吴德在天安门发表广播讲话,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

  4月上旬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一九七六年四号、五号文件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4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报送政治局开会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的汇报要点是:四月四日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四月五日晨他们又到广场来了,提出要花圈,要战友,并殴打战士、民兵,烧了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南侧小红楼。报告说: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江青报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江青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

  同日 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处理天安门事件问题。

  4月7日 上午,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中央作决定,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下午,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同日 下午五时半,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稿,批示:“ 照发。” 决议说:“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同时,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批示:“ 照发。” 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又,审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高,批示:“ 照发。” 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当天分别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九号、十号文件发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发这两个决议和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同时播发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写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同日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江青等人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他们还说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求把邓小平抓起来。毛泽东说:不能冲击,也不能抓人。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当天下午,邓小平夫妇从北京宽街家里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4月8日 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电话通知稿,批示:“ 照办。” 电话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二、任何人不得冲击这次群众大会;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批邓运动的领导,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各地如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者,应坚决实行镇压;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诗词等,应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

  4月13日 阅毛远新本日晨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事项的报告:批示:“ 第三条不好。” 报告中说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事项的第三条是:“北京市委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背景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面画了横线,并批注:“ 此计不妥。” 报告还附有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毛泽东阅后批示:“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同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保定地区发生抢劫枪支弹药和粮食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不论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抢枪、抢粮都是违法的。应发动群众对煽动抢枪、抢粮的首要分子,进行检举揭发。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

【注】原编者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六卷》 第643页~第648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13-12-22/1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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