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26日　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成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廖鲁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茄、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

　　3月10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批评教条主义。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济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习他们。三、在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符合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开了会，现在又在成都开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三卷》 第310页～第312页）

【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13-12-22/1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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